调解最难点：医院不太配合

市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运行“满月”，工作人员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厦门日报讯 8月31日，厦门市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正式挂牌。作为处理医患纠纷的新途径，身为独立第三方的医患纠纷调委会备受期待。目前，已经“满月”的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运行得如何，是否能众望所归地起到应有的作用？昨日本报记者就此进行了独家采访。

　　谈调解 大多是沟通问题

　　记者：医调委成立至今一个月了，听说接待量不小？

　　吴（笑）：是的，9月1日正式办公以来，23个工作日里，市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共受理了68件医患纠纷，平均每天受理三到四件。其中，58件经口头协调、劝导已经得到和平解决，正式受理的纠纷9件，其中2件已经成功调解，3件正在调解过程中，另外4件，由于院方不接受调解，目前仍处于搁浅状态。一些案件是医调委成立之前就发生的，患者一直等到医调委成立才急忙赶来。

　　记者：调解的结果是否都令当事人满意？

　　吴：68件纠纷中，正式受理的纠纷有9件，另外58件经过我们调解员的接待、协调、劝说之后，都得到了和平解决。从接待中我们发现，很多医疗纠纷其实是沟通的问题。

　　记者：遇到过患者情绪难以控制的情况吗？

　　吴：事实上因为信息不对称，患者往往处于弱势一方，而当我们耐心解释之后他们的情绪也就稳定了。像9月15日，我接待了莆田人李先生。他妻子怀了三胞胎，可分娩时发现其中一个是死胎，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死的胎儿是男孩，活的两个都是女孩。他重男轻女，想告那家医院又找不到明确证据，所以只好先来医调委，想听听专家的意见。当时我听了他的话，劝他还是放弃这个想法。我对他说，三胞胎本来就很难得，医院不可能故意害死他的儿子。如果医生能只挑男婴下手，那他的水平也太高了。听到这，李先生自己也笑了。之后我又从心理上去安抚他：儿子走了，不是还有一对可爱的女儿吗？听完我的话，李先生释怀了，决定好好和医院协商这件事。

　　谈困难 一些医院态度蛮横

　　记者：从这一个月的工作来看，你觉得成立医调委的意义何在？目前最突出的困难又是什么？

　　吴：接待最基本的作用就是答疑解惑，为医患双方打开心结。在接待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很多患者由于缺乏法律、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益是否被侵犯了，只知道医院好像做得不对，自己吃亏了。所以，他们来到我们这儿，只是为了多了解知识，然后据此判断纠纷的性质、严重程度等。

　　目前解决医患纠纷主要有四种途径：私了、卫生局行政调解、法院诉讼、医调委。从我们这边走出去的患者，再选择其他渠道时，因为得到指导，心里有底得多了。另外，我们通过及时发现情况，疏导矛盾，可以避免暴力流血事件发生。我就曾多次听到患者在走廊外打电话，商量叫多少“兄弟”。

　　谈到困难，其实大多数患者都很诚恳，真正让我们为难的是医院的态度。一些医院自认为没错，不私了也不接受调解，态度很蛮横。有些医院勉强答应调解了，可是派过来的代表却没有“拍板权”。患者要求已经降得很低，他到最后说，他不能做主，得回去请示，最后就夭折了。我们希望，院方能够授权给院方代表，让他们有一定的决定权，比如在某某金额以下，可以直接拍板。

　　谈人员 缺少专家型接待员

　　记者：调解能否做到真正公正，这是双方最关注的。这点医调委如何保证？

　　吴：委员会成员由法学专家、医学专家、基层调解员和社会监督员四方组成，每一方都有10个名单可供医患双方选择。像社会监督员，主要由退休人大代表、行风评议员组成，患者比较容易信任。我们把所有专家的资料都打印出来，患者需要的话还可以复印带回家商量，想好了指定专家。当然，双方可以申请有关人员回避。不过到目前为止，只要是患者选择的专家，医院都同意了。

　　记者：目前专家组配备上是否完全到位？

　　吴：人员都齐了，但是有一点让人头痛的是，因为目前医学专家都是医院在职上班，有时调解时正好遇到手术，就可能影响到调解。此外，现在接待员的情况并不是很乐观，人员不到位是最大的问题。目前很欠缺有医疗方面知识的专家型接待员。接待员是最先接触患者的，每起纠纷涉及的知识面十分宽泛，包含了法律、医学甚至是心理学方面的内容。所以，接待员在了解了一个纠纷之后，必须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到底是谁之过，主要责任在谁，其根据又是什么。只有这样，来访者才能信服。

　　我们很欢迎从一线退休不久、身体状况良好、并愿意为社会发挥余热的医学专家加入到我们的接待队伍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