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京城的四大名医
北京是一座古城，元朝以后医学得到较快发展，名医辈出。晚清至民国，北京曾出现被群众称誉的“四大名医”。
萧龙友（公元1864-1962年）为前清拔贡。精通文史，以文为医，医文并茂；善读书，多批校。曾与孔伯华创办北平国医学院，培育国医人才。
在临床方面，主张老少治法应有不同。他调理虚证，多采“育阴培本”之法。调理慢性病症，特别注意病者的“五志七情”。治痨除着眼肺肾外，更要重于脾。他的临证方案及遗稿很丰富，按语用辞犀利，读之成诵，理法方药无不悉备。
1924年，孙中山先生病重，难以饮咽，便请他诊治。他认为病根在肝，已呈现病入膏肓之态，非药可及。孙中山先生病逝后经过病理检查，果然死于肝癌，其脉诊之精准受人称赞。
孔伯华（公元1884-1955年），是我国近代一位具民族气节的医学家，幼承家学，研讨古医籍。解放前曾与萧龙友先生创办北平国医学院。1918年曾赴农村开展防疫工作，成绩卓著，开我国防疫工作之先河，编有《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十卷。擅长温热病学，喜用石膏。
1929年汪精卫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时，明令废止中医。各地推出代表齐集上海进行抗议，孔伯华被推为临时主席，全国舆论支持，使反动当局不得不收回成命，并被迫同意成立国医馆。解放后，他担任毛泽东主席的保健医生，曾在给主席写的信中要求中西医并重和加强中医教育，这一请求得到了主席的支持。1955年孔伯华逝世，周恩来总理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并亲临他的寓所吊唁。
汪逢春（公元1887-1948年），精究医术，博览群书。擅长治疗时令病及胃肠病，对于湿温病多所阐发，启迪后学。其遣方用药很有特点，可将其用药风格概括为“繁花似锦”。他对药物的炮制、产地、相须、相使、相畏等十分讲究，在药物的选择搭配、服用方法上也很有研究。
他热心公益事业，尤注重培养人才，提倡在职教育。1942年曾创办国药会馆讲习班，为中医中药界培育人才，虽是短期培训性质，但汇集同道多数是有真才实学的前辈，如霍文楼、杨叔澄都是主讲教师，近代名医郭士魁就是当时的学员。
施今墨（公元1884-1968年），十三岁从其舅李可亭先生学医，弱冠追随黄兴奔走革命，后以宦海浮沉，遂弃政专以医为业。民国初年提倡中西医结合，素主中医辨证，西医辨病，辨证辨病相结合，独创一格，医名大噪。
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曾拟废止中医。施先生到处奔走，联络各省医家，数次请愿，与国民党当局力争，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国民党当局被迫停止废弃中医之举，但限制中医培养人才，不许成立中医学校，限制开业登记，意图使中医自生自灭。施先生以门诊收入开办“华北国医学院”，培养出六七百位优秀中医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