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防疫工作当做政治运动
2010-01-13 14:46:24海峡名医网admin查看次数：1369
四个月前新流感盛行时，前“卫生署长”陈建仁曾预言台湾将有七千人死于此症，前“疾管局长”苏益仁则估计死亡人数在五千到一万之间；这些预言，幸好如今皆未应验。当然，台湾丝毫不能为此庆幸，如今却又为该不该打疫苗吵得昏天暗地。台湾真是个耽溺于自我恐慌的社会吗？
“卫生署长”杨志良日昨在“立法院”遭到炮轰，几度拭泪，美牛进口和疫苗事件接踵而至，让这位学者出身的政务官难以招架。意外的是，绿营“立委”涂醒哲却跳出来力挺“卫生署”的全民施打政策，为疫苗宣导代言，他并强调：“全民健康，无关蓝绿”。包括稍早曾扬言拒打国光疫苗的苏益仁，近日也主张疫苗政策应该持续下去。涂醒哲和苏益仁以前朝卫生主管及专家身分力挺疫苗政策，确实有助排除政治烟雾，厘清社会上有关疫苗的种种争议，使思辨回到科学的轨道上来。
疫苗问题和美牛进口问题一样，都反映了今天台湾社会好钻牛角尖的特色，宁可以讹传讹，却对全局的衡平置之不顾。疫苗问题尤其明显：这是个攸关两千多万人健康的大事，而疫苗的安全与否也有客观的医学标准可资验证；但整个社会现在却因几宗原因不明的个案闹得沸沸扬扬，不仅出现缓打潮，更对台产疫苗充满怀疑。杨志良在“立院”为社会的“理盲与滥情”而泣，悲的也许不是自己的处境，而是哀这个社会令人无言以对吧！
这并不是说民众对于当局的疫苗政策只能一味支持，而是说无论质疑或信服，都可以用比较理性态度进行，以追求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目的。试想：目前全台有五百多万人施打了疫苗，出现数十例不良反应，另有几起死亡案例原因仍待进一步确认；这个结果，跟百万分之一不良率的国际标准相去不远，为何大家不能看到五百多万人的安然，却只一面倒地忧心一二特例？
台湾是一个高度集体焦虑的社会，这当然是长年受政治操弄的后遗症之一，民众经常充满疑虑与不信任，为风吹草动而紧张不安。四个月前，陈建仁预言台湾会死七千人，民众已惊吓过一回；四个月后有疫苗可打了，民众不愿行使免费施打的权利，却为一些不成比例的个案在那里疑神疑鬼。这样的社会，何时才能快乐起来？
台湾社会集体焦虑的另一来源，是媒体的不对称轰炸。施打疫苗，是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推动的工作，以中国大陆为例，去年十一月前即有四百万人接种，有三百例不良反应，去年十二月施打人数更增至四千多万人。然而，台湾的电子媒体不仅未提供海外的讯息供民众参考，而只一味夸大报导岛内的不明案例，试想：亲属泣诉的镜头每天在电视重播一百次，观众感受即有如一百个儿童因施打疫苗致死，当然会心生恐慌。媒体已然变成制造社会误解及不安的工具，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务实地说，施打疫苗的人越多，对抗新流感的群聚效果当然越好。但以眼前的情形看，许多人心存疑虑，民众接种的迫切感因全球疫情减缓而降低，马当局也许不必急着要求尽速完成全民施打，而应以澄清疑虑为先，同时对接种死亡者的案件提出谨慎调查，才能昭公信。更重要的是，民众必须理解施打疫苗是于己于人皆有利的事，这不需要艰深科学知识即可理解，更不必看政治颜色来决定。
国光生技董事长詹启贤说，就算没有新流感，台湾每年死于一般流感的人也有将近五千人，人们实在不应为少数案例而恐慌。巧的是，詹启贤也曾任“卫生署长”，现在负责疫苗的生产重责；他和杨志良、涂醒哲三位先后任“署长”在此际分别站在不同的位置合力领导台湾对抗新流感的战役，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机遇和象征：对付新流感，只能用公卫及医学专业去征服，请那些将拒打疫苗视为政治运动的人物们退位吧！
“卫生署长”杨志良日昨在“立法院”遭到炮轰，几度拭泪，美牛进口和疫苗事件接踵而至，让这位学者出身的政务官难以招架。意外的是，绿营“立委”涂醒哲却跳出来力挺“卫生署”的全民施打政策，为疫苗宣导代言，他并强调：“全民健康，无关蓝绿”。包括稍早曾扬言拒打国光疫苗的苏益仁，近日也主张疫苗政策应该持续下去。涂醒哲和苏益仁以前朝卫生主管及专家身分力挺疫苗政策，确实有助排除政治烟雾，厘清社会上有关疫苗的种种争议，使思辨回到科学的轨道上来。
疫苗问题和美牛进口问题一样，都反映了今天台湾社会好钻牛角尖的特色，宁可以讹传讹，却对全局的衡平置之不顾。疫苗问题尤其明显：这是个攸关两千多万人健康的大事，而疫苗的安全与否也有客观的医学标准可资验证；但整个社会现在却因几宗原因不明的个案闹得沸沸扬扬，不仅出现缓打潮，更对台产疫苗充满怀疑。杨志良在“立院”为社会的“理盲与滥情”而泣，悲的也许不是自己的处境，而是哀这个社会令人无言以对吧！
这并不是说民众对于当局的疫苗政策只能一味支持，而是说无论质疑或信服，都可以用比较理性态度进行，以追求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目的。试想：目前全台有五百多万人施打了疫苗，出现数十例不良反应，另有几起死亡案例原因仍待进一步确认；这个结果，跟百万分之一不良率的国际标准相去不远，为何大家不能看到五百多万人的安然，却只一面倒地忧心一二特例？
台湾是一个高度集体焦虑的社会，这当然是长年受政治操弄的后遗症之一，民众经常充满疑虑与不信任，为风吹草动而紧张不安。四个月前，陈建仁预言台湾会死七千人，民众已惊吓过一回；四个月后有疫苗可打了，民众不愿行使免费施打的权利，却为一些不成比例的个案在那里疑神疑鬼。这样的社会，何时才能快乐起来？
台湾社会集体焦虑的另一来源，是媒体的不对称轰炸。施打疫苗，是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推动的工作，以中国大陆为例，去年十一月前即有四百万人接种，有三百例不良反应，去年十二月施打人数更增至四千多万人。然而，台湾的电子媒体不仅未提供海外的讯息供民众参考，而只一味夸大报导岛内的不明案例，试想：亲属泣诉的镜头每天在电视重播一百次，观众感受即有如一百个儿童因施打疫苗致死，当然会心生恐慌。媒体已然变成制造社会误解及不安的工具，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务实地说，施打疫苗的人越多，对抗新流感的群聚效果当然越好。但以眼前的情形看，许多人心存疑虑，民众接种的迫切感因全球疫情减缓而降低，马当局也许不必急着要求尽速完成全民施打，而应以澄清疑虑为先，同时对接种死亡者的案件提出谨慎调查，才能昭公信。更重要的是，民众必须理解施打疫苗是于己于人皆有利的事，这不需要艰深科学知识即可理解，更不必看政治颜色来决定。
国光生技董事长詹启贤说，就算没有新流感，台湾每年死于一般流感的人也有将近五千人，人们实在不应为少数案例而恐慌。巧的是，詹启贤也曾任“卫生署长”，现在负责疫苗的生产重责；他和杨志良、涂醒哲三位先后任“署长”在此际分别站在不同的位置合力领导台湾对抗新流感的战役，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机遇和象征：对付新流感，只能用公卫及医学专业去征服，请那些将拒打疫苗视为政治运动的人物们退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