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映红：伤医事件又发，怪医生？怪媒体？
2016-05-11 10:39:00新京报唐映红查看次数：370
继5月7日，广州市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陈仲伟医生被一名病人砍伤身亡之后；5月10日，再发一起伤医事件。一起起令人痛心的伤医事件激起了医生群体的愤慨——在陈仲伟医生遇袭身亡之后，有部分医生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媒体，认为正是因为媒体过度渲染患者的不幸，才导致伤医事件频发。
从心理学角度看，无论是医患冲突中个别病患将自身疾病的不治归咎于医生的渎职，还是部分医生将自身遭遇到的越来越严重的压力和威胁归咎于媒体的报道，显然，都陷入到了认知的误区之中。
其实，任何一例医患冲突，都与诸多因素有关。当病患因不治而身故，或者病情愈加恶化之时，医生的尽职尽责与否有可能是其中重要一环；但不可否认的是，有时疾病无法痊愈也与疾病本身、以及现代医学的局限，甚至病人本身的身体特异性有关。举个例子来说，有些药在甲病人身上很管用，可能放到乙病人身上就丝毫不起作用。如果现代医学能包治百病的话，那富可敌国的苹果原老板乔布斯就不会英年早逝。
所以，医患冲突愈演愈烈背后，原因复杂多维，有病情本身的原因，也可能是医学的、经济的、心理的、传播的等其他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了一起。更重要的因素，恐怕还与医疗资源严重匮乏有关。在诊疗中，医生不仅掌握资源、信息，而且足以影响到治疗的进程和效果。因此，当病患对医院和医生缺乏信任，同时在医患之间又沟通不畅时，一旦出现任何不理想结果，病患最可能担心医生出了问题，这具有显然的感知显著性。
在整个社会的医疗权力链中，医院和医生群体不过是这个权力链条的终端，他们既不能决定医疗价格，也不能擅自筛选病人，更不能影响社会的医疗保障体系，他们只是终端执行者。也就是说，病患相对于医院和医生的弱势并不是医生带来的，也不是医生所能影响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每万人的医生数和床位数，不仅病患无法影响，医院和绝大多数医生也无权去影响、去过问；遑论更为复杂的医疗资源分配、医疗保障的覆盖。
正如中山医院杨震医生的比喻，医患纠纷就好比是“糖尿病足”，糖尿病发展到晚期，病患常常在下肢出现溃疡或者坏疽，这被称为“糖尿病足”。如果仅仅是将脚痛归咎于脚的问题，根本就于事无补。糖尿病足是全身疾病，医患冲突也同样是一种整体病态的反应。
从心理学角度看，无论是医患冲突中个别病患将自身疾病的不治归咎于医生的渎职，还是部分医生将自身遭遇到的越来越严重的压力和威胁归咎于媒体的报道，显然，都陷入到了认知的误区之中。
其实，任何一例医患冲突，都与诸多因素有关。当病患因不治而身故，或者病情愈加恶化之时，医生的尽职尽责与否有可能是其中重要一环；但不可否认的是，有时疾病无法痊愈也与疾病本身、以及现代医学的局限，甚至病人本身的身体特异性有关。举个例子来说，有些药在甲病人身上很管用，可能放到乙病人身上就丝毫不起作用。如果现代医学能包治百病的话，那富可敌国的苹果原老板乔布斯就不会英年早逝。
所以，医患冲突愈演愈烈背后，原因复杂多维，有病情本身的原因，也可能是医学的、经济的、心理的、传播的等其他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了一起。更重要的因素，恐怕还与医疗资源严重匮乏有关。在诊疗中，医生不仅掌握资源、信息，而且足以影响到治疗的进程和效果。因此，当病患对医院和医生缺乏信任，同时在医患之间又沟通不畅时，一旦出现任何不理想结果，病患最可能担心医生出了问题，这具有显然的感知显著性。
在整个社会的医疗权力链中，医院和医生群体不过是这个权力链条的终端，他们既不能决定医疗价格，也不能擅自筛选病人，更不能影响社会的医疗保障体系，他们只是终端执行者。也就是说，病患相对于医院和医生的弱势并不是医生带来的，也不是医生所能影响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每万人的医生数和床位数，不仅病患无法影响，医院和绝大多数医生也无权去影响、去过问；遑论更为复杂的医疗资源分配、医疗保障的覆盖。
正如中山医院杨震医生的比喻，医患纠纷就好比是“糖尿病足”，糖尿病发展到晚期，病患常常在下肢出现溃疡或者坏疽，这被称为“糖尿病足”。如果仅仅是将脚痛归咎于脚的问题，根本就于事无补。糖尿病足是全身疾病，医患冲突也同样是一种整体病态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