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卖肾基地调查:供需失衡立法滞后
调查动机
一群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竟然为了钱“自愿”来到“卖肾基地”，尔后经麻醉后卖掉自己的肾脏。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做出如此疯狂之决定？浙江杭州这家“卖肾基地”如此疯狂，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法制日报》记者就此进行了深入调查。
特别调查
今天下午，《法制日报》记者从有关部门证实，浙江杭州公安机关昨日在江干丁桥地区捣毁一非法出售人体器官窝点，参与组织贩卖人体器官的犯罪嫌疑人“东哥”目前已在湖南被抓获，多名卖肾供体者得到了妥善安置，一部分人已回家，一部分人已开始找工作。
5月28日，腾讯网拍客“山姆哥”在微博上发布“卖肾基地”的消息后，一时间，关于卖肾的议论铺天盖地，有人表示谴责卖肾行为无知，也有人对卖肾的90后表示痛心同情。
卖肾利益链
中介机构吃大头
落网头目“东哥”也曾是一名卖肾者，身高1.7米，腹部有伤疤，随身带一把弹簧刀，长年在各大医院透析室游走，联络患者和医生。
卖肾基地位于杭州市江干区长睦锦苑小区，租住附近的小刘在滨江的一家公司上班，他向记者透露说：“这个中介机构早有了，房子里住着一帮二十多岁的男孩，隔段时间会出现新面孔，一个人卖掉一个肾能拿3万多点，但几十万的大头都在中介那！”
据“山姆哥”15天的暗访了解到，十几名卖肾者挤在一间毛坯房里，上下铺的床位，他们每天在打牌、昏睡、闲聊及等待中度过，等待配型成功，等待买主电话，等待开往手术台的蓝色动车票……而配型成功后一个肾能卖3.5万元。
“山姆哥”说：“器官黑市是以网络化运作，患者中介，供体中介，医院(医生)中介，各自独立运作，供体中介负责养人，并把配型信息发给全国的患者中介，从杭州发往昆明、南京、南昌、济南等地。”
肾源需求量有多大？器官黑市如何形成？
来自卫生部门的统计显示，我国每年约有15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仅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人体器官供需严重失衡。
“手术一般都是在外面租用的民房改建成手术室或者小医院内进行，由刀法老练的医生主刀，患者再转入三甲医院护理。”“山姆哥”发现，虽然负责移植的都是“接私活”的专科医生，但目前为止，尚未有涉案医生被判刑的先例。
《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了某医科大学不愿具名的教授，他的学生遍布当地的医院，他向记者细算了各笔费用，肾脏移植包括术前准备大概费用近3000元，移植住院费用20天约5万元，术后费用3至5万元，护理检查7到10万元左右，成功后需要抗排斥药每年3至10万元(进口药贵)，第一年必须保证用药量，以后逐渐减少用药量。
“一般家庭根本治不起尿毒症这病，而有钱的家庭为了活命根本不在乎买肾这份钱！”该教授激动地说。
记者在暗访调查中了解到，一些有钱的患者家属急着救人，却等不到肾源，会将医生或院方买通，某些地方医院的领导和医生为了牟取暴利，也会配合患者规避《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关于器官移植的程序规定，将登记与配体检查等相关事项做好。
“有钱人还是喜欢在大医院做手术，仪器设备好也放心，送医生花个几十万元也值！”某医院的一名护工告诉记者，“不送钱、送礼、请吃饭，人家才不会冒风险的，那些出去接私活的更是要价厉害！”
90后供体者
缺乏自我实现信心与机遇
“卖肾基地”曝光后，来自重庆的网友王彬彬开微博现身说法，“希望劝那些想卖肾的朋友，千万不要走上这条不归路”。
王彬彬是去年5月1日走上卖肾路，当初在网上看到中介的介绍，只想用钱换回他的女朋友，在经历漳州、杭州两个卖肾点后，被送往济南，最终因被检查出血管变异放弃卖肾。
而王彬彬的另两个朋友一个卖了三万八，一个卖了两万二，一拿到钱就去买名牌，好东西，他们觉得是过乞丐一样的日子熬出来的，终于有钱的感觉就是那样去挥霍，当钱快没了，心里又开始慌了！
和王彬彬一样，“卖肾基地”的这群90后的供体者有着类似经历，大多是从安徽、贵州、四川等地来杭州，有的是因信用卡欠钱想还债，有的想给女朋友买手机，有的为参加选秀，有的只为家人过得好一点。
“真是稀奇！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卖肾，对得起父母养那么大吗？”出租车司机沈师傅一个劲摇头，对记者说，“要钱不要命，真不知道这些小孩怎么想的……”
“这样的现象令人忧虑，应当唤起社会各界对青少年群体的关注与关心。”全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基地主任、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安教授在接受《法制日报》采访时说，卖肾事件反映了青少年在面对身体健康与金钱利益关系的平衡中所作出的非理性选择，是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对生活意义缺乏足够认同，缺乏自我实现的成就感。
李安分析说，青少年对身体健康的无所谓或无知，在做决定时只在乎眼前利益实现的短视，与社会外部环境有关，浮躁而追求金钱至上的氛围导致他们不努力去寻求谋生手段，当然，他们之所以选择卖肾还是出于生活困难，没有让他们获得成就感的工作机遇，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这需要社会确立一个良好的价值导向，积极引导他们走向正轨。
黑市难刹车
监管也需道德支撑
最近热播的大型医疗剧《心术》恰好就讲述了主任医师的女儿肾衰竭，正在焦虑地等待肾源，一名发生车祸的男孩恰好匹配，但他的家属不同意……
“如果你是病人的家属，迟迟等不到合适的供体，即便等到了，家属又不同意，但孩子病情又一天天在加重，你该怎么选择？”记者如此问道。家住下城区流水苑的张阿姨立马回应道：“为了孩子，不管有钱没钱，都要拼了命想办法的，不行就找黑市！”
“过去十多年，一直缺乏对人体器官买卖的刑法规制，属于立法空白，这就会产生一种惯性，在法律法规及司法机关缺乏监管的情形下，致使一个人体器官的庞大市场慢慢培育起来，一时半会刹不住车，只会从半公开转为地下。”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刑法学教授阮方民告诉《法制日报》记者，2007年通过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确立的组织非法买卖器官罪，是立法对器官非法交易现象泛滥的现实回应。
阮方民分析，现行法律主要是针对组织者、打击中介机构，但还应当将医院纳入法律调控范围，要杜绝地下黑市，就应当加强下游治理，大医院是否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问器官来源的情形？小医院是否参与组织器官交易活动？这些都需要司法和行政部门加强监管。
“仅依靠法律的技术性规定是远远不够的，器官黑市对医学伦理道德的挑战冲击最大，医院、医生更应该坚守底线。”阮方民提出，对供体者而言，毕竟他们已经用牺牲身体健康的代价去换取经济利益，再苛以行政或刑事处罚，在法理上有点说不过去，应该要加强对他们的宣传教育。
“法律法规的制定与修改，远远跟不上漏洞的存在和蔓延，仅靠公安、法院或其他某一部门显然无法杜绝黑市，根本的是要建立一套合法有效的器官移植供应体系。”浙江律师单莹认为，要解决供需矛盾，就要扩大人体器官来源，建立器官供体社会鼓励、激励机制，确立和保护其必要的合法经济权利，如医疗保障权、社会优抚权等，但要以遵守公序良俗与医学伦理道德为限。
单莹说：“《心术》的结局是温馨的，因为这位医生以他的‘仁心仁术’迎来了福报。”(记者陈东升 实习生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