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医改：新建公立医院再无级别 全面取消编制
2016-07-27 09:02:54新京报李丹丹查看次数：442
7月22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一层中医科门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在2012年开始投入使用，是一家没有行政级别的公立医院，所有员工不再具有事业编制。
长期以来，中国公立医院“管办不分”、“政事不分”以及现有的编制管理方式等受到外界诟病。公立医院行政化色彩浓厚被认为是阻碍医改的一大问题，“去行政化”则被广泛认为是医改的必由之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然而由于该项改革牵涉利益众多，也亟待完善各项配套措施，多地的推进速度缓慢。
近日人社部新闻发言人称，将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这一表态意味着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已成定局。
与多地依旧在探索“去行政化”路径不同，深圳市早已明确提出新建市属公立医院不再实行编制管理，取消公立医院行政级别。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薇认为，深圳有非常好的改革土壤。这是个新城市，理念也很先进，利益阻碍没有那么深，很多体制机制改革可以走在前面。全国医改“去行政化”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深圳改革的步伐更快。
三年前，李明(化名)辞掉在北京世纪坛医院编制内的职位，南下深圳加入彼时刚成立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放弃体制内安稳的岗位，加入一个没有行政级别和编制的医院，李明并不是孤例。
2012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正式投入运营。甫一出现，这家公立医院便引起了业内关注。这家由深圳市政府投资，香港大学团队进行管理的公立医院不再有“铁饭碗”：所有员工不再具有事业编制身份，医院取消行政级别。
不要按照编制来给医院拨钱
在全国的医改中，深圳市率先在新建市属医院全面取消编制，按照岗位管理模式采取全员聘用。
我国卫生事业单位编制标准的制定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编制”已限制了政府财政拨款，导致公立医院内医务人员收入呈现“二元结构”。
在我国，“编制”是各级财政部门拟定财政预算和核拨经费的主要依据。事业编制经费来源一般由国家事业费开支，只有在机构编制部门审核同意设置的机构和核批的编制范围内，财政部门才能列入政府预算范围并核拨经费。
这也是人们说的“钱随编走”。
深圳市卫计委秘书处(医改办)处长李创解释，现实中，给医院拨款的决定权其实在编办：给了编制就有钱，不给编制就没钱。
李创说，然而医院的服务是面对市场的，医疗服务数量是在增加的，百姓的就医品质是在提升的，但编制限制了政府拨款，所以深圳市率先改革了这个机制。财政拨款和编制不再挂钩，而是和服务质量以及群众满意程度挂钩。
不仅如此，事业编制人员其福利待遇、绩效工资往往优于编外人员，形成同工不同酬，编制外的人就成了“二等公民”。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编内编外人员收入的“二元结构”。
李创说，所有医护人员的生活待遇，包括养老、住房和工资待遇等都是和编制挂钩，有编制就有了一切。我们要打破这个管理，把历史遗留的问题划出来，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
与财政按编制“人头”数核定划拨经费不同，深圳市将按人定补的财政投入方式转变为按事定补，根据医院的基本医疗服务数量、手术难度、病床周转率、转诊量、科研水平、满意度及行政岗位与医疗医护岗位比等指标核定补助经费，并根据考评结果进行动态调整。
此外，取消编制后，医院可以根据医疗服务需求和功能定位来安排工作岗位，解决业务需求和人员配置不匹配的问题。
李创认为，“去行政化”，“取消编制”不能简单理解为摘掉帽子，而是不用行政的手段来管理医疗资源，不要按照编制来给医院拨钱。
医生年薪起点40万元最高近百万
在加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三年后，李明的聘用合同即将到期。今年，他将再次续签。
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实行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院长经董事会授权，负责确定医院的组织架构、岗位设置和员工聘用。这使得医院可以根据运营和发展需要，科学、自主地实施人力资源规划、岗位设置、人员聘用、薪酬设计、人员考核和人才培训。
医院在招聘人员时实行岗位管理，在核定员额的范围内，根据业务运营需要自主设置、增加或删减岗位。医院实行全员聘用制度，所有岗位人员均依法签订书面聘用合同，合同期为3年。
深圳市医管中心副主任郑国彪表示，在研究港大医院的人事和薪酬制度时，就提出了可以打破现有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医院打破现有事业单位三类人员结构(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而是分为医生、护士、医技、管理人员、后勤服务人员5类，每一类都有独立的人事管理方法。
郑国彪认为，港大医院的薪酬制度充分体现了医生的劳务价值。医生的年薪起点是40万，最高的顾问医生年薪将近100万，充分体现劳务价值和技术价值。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内科主管白明珠教授表示，内科是该院最大的科室，有110个医生，其中有50个医生是在其他公立医院完成规培后跳槽来的。这些年里，团队比较稳定，只有5个医生离开了内科。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用人制度也是深圳医改的缩影。
深圳市卫计委主任罗乐宣表示，深圳市引进了北京大学、中山大学、香港大学、南方医科大学来深圳运营管理医院，以此推进公立医院所有权和运营权分开改革。交付时就在协议中明确要实行怎样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特别是取消编制和行政级别。
深圳市医改任务明确，建立以岗位管理为核心的人事制度，由医院根据职责任务按需设岗、按岗聘用、以岗定薪、同岗同酬，合理拉开医生、护士、医技、行政、辅助人员的薪酬待遇。
去编制阻力：核心问题是待遇
“编制改革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待遇。”深圳市卫计委主任罗乐宣坦言，这也是别人不愿意去编制的一个核心原因。
长期以来，在公立医院中编制与福利捆绑在一起。据罗乐宣透露，深圳将近48.9%的医务人员是聘用的，存在有编制的和没编制的区别。
他表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这种“两元结构”导致待遇差距比较大。在同工同酬方面，只做到奖励性的绩效都一样。但是有编制和没编制的人员在基础性绩效仍然是差别很大。
取消编制，无疑是向一些人员的既得利益开刀。目前全国多地已经明确了去编制的改革目标，但是改革路径上探索存在不同。比如近期济宁公立医院首次招聘“备案制”医务人员，医院对新聘用制人才实行同工同酬。
罗乐宣表示，现有一些跟编制挂钩政策要逐步做调整。去编制以后，首先要保障待遇，特别是离退休待遇。在新建的市属公立医院取消了编制，但新增了职业年金，通过年金机制保障医务人员的待遇。
然而正如香港大学外科学系主任卢宠茂指出，常住人口超过千万的深圳市只有一座医学院和一个护理学院。而深圳的目标是要增加2.2万病床，哪里去找人才？
长期以来，深圳依赖于引进高层次的医疗人才。取消编制后，这部分人才怎么办？
罗乐宣坦言，在离退休人员待遇政策还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大家对取消编制还会有一些顾虑。特别是我们引进人才的时候，但是取消编制仍然是未来医改的总体趋势。
他说，个别引进的特聘岗位，年薪可以高达100万甚至200万。然而考虑到全国还没有全面推行去编制化，引进一些核心人才有顾虑，我们给予编制备案管理。
在人才引进上，早在2014年深圳市政府实施和引进以培育名医(名科)、名医院、名诊所为重点的“医疗卫生三名工程”，其中包括给予相关高级人才科研经费、配租房等优惠政策。
长期以来，中国公立医院“管办不分”、“政事不分”以及现有的编制管理方式等受到外界诟病。公立医院行政化色彩浓厚被认为是阻碍医改的一大问题，“去行政化”则被广泛认为是医改的必由之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然而由于该项改革牵涉利益众多，也亟待完善各项配套措施，多地的推进速度缓慢。
近日人社部新闻发言人称，将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这一表态意味着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已成定局。
与多地依旧在探索“去行政化”路径不同，深圳市早已明确提出新建市属公立医院不再实行编制管理，取消公立医院行政级别。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薇认为，深圳有非常好的改革土壤。这是个新城市，理念也很先进，利益阻碍没有那么深，很多体制机制改革可以走在前面。全国医改“去行政化”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深圳改革的步伐更快。
三年前，李明(化名)辞掉在北京世纪坛医院编制内的职位，南下深圳加入彼时刚成立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放弃体制内安稳的岗位，加入一个没有行政级别和编制的医院，李明并不是孤例。
2012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正式投入运营。甫一出现，这家公立医院便引起了业内关注。这家由深圳市政府投资，香港大学团队进行管理的公立医院不再有“铁饭碗”：所有员工不再具有事业编制身份，医院取消行政级别。
不要按照编制来给医院拨钱
在全国的医改中，深圳市率先在新建市属医院全面取消编制，按照岗位管理模式采取全员聘用。
我国卫生事业单位编制标准的制定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编制”已限制了政府财政拨款，导致公立医院内医务人员收入呈现“二元结构”。
在我国，“编制”是各级财政部门拟定财政预算和核拨经费的主要依据。事业编制经费来源一般由国家事业费开支，只有在机构编制部门审核同意设置的机构和核批的编制范围内，财政部门才能列入政府预算范围并核拨经费。
这也是人们说的“钱随编走”。
深圳市卫计委秘书处(医改办)处长李创解释，现实中，给医院拨款的决定权其实在编办：给了编制就有钱，不给编制就没钱。
李创说，然而医院的服务是面对市场的，医疗服务数量是在增加的，百姓的就医品质是在提升的，但编制限制了政府拨款，所以深圳市率先改革了这个机制。财政拨款和编制不再挂钩，而是和服务质量以及群众满意程度挂钩。
不仅如此，事业编制人员其福利待遇、绩效工资往往优于编外人员，形成同工不同酬，编制外的人就成了“二等公民”。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编内编外人员收入的“二元结构”。
李创说，所有医护人员的生活待遇，包括养老、住房和工资待遇等都是和编制挂钩，有编制就有了一切。我们要打破这个管理，把历史遗留的问题划出来，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
与财政按编制“人头”数核定划拨经费不同，深圳市将按人定补的财政投入方式转变为按事定补，根据医院的基本医疗服务数量、手术难度、病床周转率、转诊量、科研水平、满意度及行政岗位与医疗医护岗位比等指标核定补助经费，并根据考评结果进行动态调整。
此外，取消编制后，医院可以根据医疗服务需求和功能定位来安排工作岗位，解决业务需求和人员配置不匹配的问题。
李创认为，“去行政化”，“取消编制”不能简单理解为摘掉帽子，而是不用行政的手段来管理医疗资源，不要按照编制来给医院拨钱。
医生年薪起点40万元最高近百万
在加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三年后，李明的聘用合同即将到期。今年，他将再次续签。
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实行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院长经董事会授权，负责确定医院的组织架构、岗位设置和员工聘用。这使得医院可以根据运营和发展需要，科学、自主地实施人力资源规划、岗位设置、人员聘用、薪酬设计、人员考核和人才培训。
医院在招聘人员时实行岗位管理，在核定员额的范围内，根据业务运营需要自主设置、增加或删减岗位。医院实行全员聘用制度，所有岗位人员均依法签订书面聘用合同，合同期为3年。
深圳市医管中心副主任郑国彪表示，在研究港大医院的人事和薪酬制度时，就提出了可以打破现有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医院打破现有事业单位三类人员结构(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而是分为医生、护士、医技、管理人员、后勤服务人员5类，每一类都有独立的人事管理方法。
郑国彪认为，港大医院的薪酬制度充分体现了医生的劳务价值。医生的年薪起点是40万，最高的顾问医生年薪将近100万，充分体现劳务价值和技术价值。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内科主管白明珠教授表示，内科是该院最大的科室，有110个医生，其中有50个医生是在其他公立医院完成规培后跳槽来的。这些年里，团队比较稳定，只有5个医生离开了内科。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用人制度也是深圳医改的缩影。
深圳市卫计委主任罗乐宣表示，深圳市引进了北京大学、中山大学、香港大学、南方医科大学来深圳运营管理医院，以此推进公立医院所有权和运营权分开改革。交付时就在协议中明确要实行怎样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特别是取消编制和行政级别。
深圳市医改任务明确，建立以岗位管理为核心的人事制度，由医院根据职责任务按需设岗、按岗聘用、以岗定薪、同岗同酬，合理拉开医生、护士、医技、行政、辅助人员的薪酬待遇。
去编制阻力：核心问题是待遇
“编制改革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待遇。”深圳市卫计委主任罗乐宣坦言，这也是别人不愿意去编制的一个核心原因。
长期以来，在公立医院中编制与福利捆绑在一起。据罗乐宣透露，深圳将近48.9%的医务人员是聘用的，存在有编制的和没编制的区别。
他表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这种“两元结构”导致待遇差距比较大。在同工同酬方面，只做到奖励性的绩效都一样。但是有编制和没编制的人员在基础性绩效仍然是差别很大。
取消编制，无疑是向一些人员的既得利益开刀。目前全国多地已经明确了去编制的改革目标，但是改革路径上探索存在不同。比如近期济宁公立医院首次招聘“备案制”医务人员，医院对新聘用制人才实行同工同酬。
罗乐宣表示，现有一些跟编制挂钩政策要逐步做调整。去编制以后，首先要保障待遇，特别是离退休待遇。在新建的市属公立医院取消了编制，但新增了职业年金，通过年金机制保障医务人员的待遇。
然而正如香港大学外科学系主任卢宠茂指出，常住人口超过千万的深圳市只有一座医学院和一个护理学院。而深圳的目标是要增加2.2万病床，哪里去找人才？
长期以来，深圳依赖于引进高层次的医疗人才。取消编制后，这部分人才怎么办？
罗乐宣坦言，在离退休人员待遇政策还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大家对取消编制还会有一些顾虑。特别是我们引进人才的时候，但是取消编制仍然是未来医改的总体趋势。
他说，个别引进的特聘岗位，年薪可以高达100万甚至200万。然而考虑到全国还没有全面推行去编制化，引进一些核心人才有顾虑，我们给予编制备案管理。
在人才引进上，早在2014年深圳市政府实施和引进以培育名医(名科)、名医院、名诊所为重点的“医疗卫生三名工程”，其中包括给予相关高级人才科研经费、配租房等优惠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