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疗队援非50周年 记者探访感受万里之爱

　　医疗队队员与当地医生一起为一名几内亚妇女做结肠外科手术。

　　50年前，一架飞机降落在遥远的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走下来几个黄皮肤的中国人。那是中国向非洲派出的第一支医疗队。

　　50年后，在贫瘠的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东北方向15公里处，有一所成立不久的中几友好医院，39岁的贺梅婷正向诊室走去，她在这里已经生活了15个月。每天，有19名来自北京的医务人员与100多位当地黑人医生一起在这家医院出诊手术。

　　今年是中国医疗队援非50周年。

　　飞越万里，跨越半个世纪。2.3万余名中国白衣天使曾远离家人故土，在这片土地上播洒仁心大爱。这其中，843人来自北京，11名北京医生永远长眠在这片大陆。近日，本报记者远赴西非，探访北京援助几内亚第23批医疗队。

　　使命

　　这里，最需要的电器是手电，因为1小时停电数次；这里，衣服不能晾在室外，因为一旦苍蝇落下卵，再穿时皮肤可能会长蛆；这里，半年是雨季，雨季每周会下一场倾盆大雨，从周一一直下到周日；这里，最可怕的是被蚊子叮，患疟疾如家常便饭；这里，飞蚂蚁叮在身上不能拍，这种硫磺蚂蚁体内有强酸，拍下去皮肤就会溃烂；这里，住院病人中六成以上有艾滋病……

　　没有传说中的非洲大草原，没有大象、长颈鹿，这里是几内亚，全世界最贫穷的10个国家之一，人口平均寿命只有50多岁，首都只有一条马路有路灯。

　　2012年8月16日，由19名安贞医院医务人员组成的北京援助几内亚第23批医疗队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他们要在刚刚建成的中几友好医院完成为期两年的医疗援助任务。

　　让这些从北京来的专家最震惊的，并不是艰苦的生活环境。

　　中几友好医院是几内亚集全国之力打造的技术设备最好的医院，然而全院没有一位B超医生，没有一个麻醉大夫，国内大医院早已不用的双排CT，在这里成了谁都不会用的高端仪器。

　　“刚来时，我们目击了一台腹腔囊肿切除手术，术中，生理盐水突然不够了，当地医生抄起手边的矿泉水瓶就开始冲洗病人的腹腔，我们当时都傻了，这太容易造成术后感染了！”安贞医院副院长孔晴宇是第23批医疗队队长，这个“下马威”，让他和他的团队才真正感受到他们此行的使命如此重要。

　　改变从手术室开始。通过与几内亚一方院长的沟通，手术室建立起严格的无菌操作制度，手术室里第一次有了清创包、手术包、探查包，不再把所有手术器械混放在一起；医院建立了疑难病例讨论制度；在中国麻醉师的主导下，医院第一次实施了硬膜外麻醉；B超机终于派上了用场，一上午能为8位患者做B超检查；原来只能做阑尾炎和疝气手术，现在可以顺利完成结肠手术、胆囊手术、胃部手术……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北京医生逐渐意识到，在这里，他们存在的最大价值，不仅在于完成了多少例高难手术，而更在于多大程度上提升了当地的医疗水平。

　　天职

　　中医张凌志第一天到中几友好医院针灸科上班，同诊室的黑人大夫就递给他一盒手套。张凌志一愣，在这里，针灸、按摩必须戴手套？比国内还讲究啊！用法语一交流才知道，黑人大夫怕中国专家嫌病人脏。

　　张凌志一摆手，没事儿，不用。对面坐着一位60岁左右来看脚疼的非洲患者，他扶起病人的脚，直接上手开始推拿。

　　大爱无疆，医者仁心。在疾病面前，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一天，骨科副主任医师刘昌平接诊了一个20岁的几内亚小伙子，8个月前骑摩托车造成左膝关节开放性损伤合并骨折，因为治疗不当，左膝关节已经不能屈曲。

　　骨科有一种股四头肌成形术可以治疗此病，但该手术对无菌条件要求高，一旦感染，更是一场灾难。在使用止血带的同时，手术全过程要使用电凝止血。而中几友好医院手术室连洗手的刷子、消毒的碘伏、手术贴膜都没有，更别说止血带和电凝了。

　　怎么办？难道让一个20岁的青年人就这样拖着残疾之躯度过自己漫长的余生？北京医疗队队员跟几方医生进行了认真的术前讨论，设定了预案：严格无菌操作、血压表袖带代替止血带、缩短手术时间、手术结束严格止血。刘昌平带着黑人骨科医师默罕默德，在医疗队麻醉医生车昊实施的麻醉下，在神经外科专家杨威、护理专家王文静的协助配合下，1个小时内成功完成了手术，手术效果非常好。

　　出院后，患者母亲送来了感谢信，信中饱含了对中国医生的无尽感激。这次手术后，黑人医生对刘昌平的称呼由“蒙那密”变成了“蒙福海和”，也就是从“我的朋友”变成了“我的兄弟”。

　　氟烷，一种古老的吸入性麻醉药，由于会伤肝，三四十年前就已经被国内医学界摒弃。但在几内亚，只有一种可以用于全身麻醉的药物，那就是氟烷。

　　车昊，中几友好医院里惟一一名麻醉医生，一道选择题摆在他的面前：不做麻醉，病人就无法接受手术；做麻醉，自己就必须承受那些潜在的危害。

　　车昊第一次做氟烷吸入全麻，是给一名脑积水患儿做引流手术。一天连做三台，全是不到一岁的患儿。在这狭小而无空气净化设备的手术室里，在那台老旧且没有尾气处理装置的麻醉机旁，9个小时下来，车昊唯一的感觉就是头晕。15个月下来，车昊为100多名脑积水患儿实施了全麻。

　　“有人问我，为了这些素不相识的黑人，为了短短两年援非，这么卖命，值得吗？我没回答。”车昊只是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教黑人医生怎么做硬膜外麻醉，他希望当他离开非洲、离开中几友好医院的那一天，硬膜外麻醉技术会留在这里。

　　付出

　　神经内科专家王薇在几内亚一年瘦了30斤。

　　要适应一种艰苦的环境，谈何容易。王薇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婚后一直被丈夫照顾得很好，既缺乏独立生活的经验，又正赶上儿子即将高考，王薇从没想过自己会参加援非医疗队。组建第23批医疗队时，几内亚方面提出，希望能派一名高水平的神经内科专家过去。医院征求她的意见。

　　王薇的丈夫曾经在安贞医院做过一次大手术，对安贞怀有感恩之心，他鼓励妻子：“你去吧，这也算咱们家对医院的回报和付出。”

　　在远离亲人的陌生国度，除了学会照顾自己，最难承受的是孤独和牵挂。今年高考，在人大附中读书的儿子高考失利，将自己关在屋里整整一个月。王薇远在万里之外，干着急却使不上劲，至今仍对儿子心怀愧疚。

　　总务后勤宋佳去年12月父亲病逝，他坚守岗位没有回国探望。如今，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全由妻子照顾。

　　刘晓丽的付出是另外一种。

　　她来自心内科，安贞医院的心血管全国闻名，38岁的刘晓丽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在医学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两年时间无法接触世界医学前沿，对于一位学术上有追求的医生意味着什么？但刘晓丽是全科第一个报名的。“我对援非怀有敬意，能来这里我有一种崇高的感觉。”在这里，她没有因为病人少、医疗条件简陋而停下科研的脚步，她已着手筹备几内亚心血管危险因素流行病学调查。

　　有付出，有辛酸，有收获，有感动，也有苦中寻乐。这些拿惯了听诊器的手学习种菜、养鸡，他们给四只下蛋的母鸡起名叫英雄、感恩、仁义和战斗鸡。那些在飞机上用过的简易餐盒都被他们仔细地洗干净，改成各种容器。

　　这支19人组成的医疗队，只是北京各大医院先后派出的43批医疗队中的一支。由友谊医院组成的第24批援几内亚医疗队队员如今已经组建完成，准备半年后接棒。

　　诊治病人约840万人次，收治病人约38万人次，完成手术约18.1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约15万人次。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北京援非医疗队交出的一份成绩单。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沉甸甸的中非情谊。

　　一批批北京医生在缺医少药的非洲大地上，用自己的汗水、泪水和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诠释着中国医生的大医情怀。

　　见证

　　缺药自己造

　　见证人：许政刚

　　第一批援几内亚医疗队队员，曾任北京同仁医院大内科主任、急诊科主任，现已退休

　　1968年6月，我随队前往非洲参加援外医疗工作。一晃40多年过去了，我已近耄耋之年，但当年的一切仍然历历在目。

　　当地病人对中国医疗队非常信任，有病就找中国医生，不管你是哪一科的，小到倒睫、虫子进了耳朵，大到恶性疟疾、阴道直肠瘘，各种在国内很少能遇到的病都能碰到。我们每一个医生都成了真正的全科医生，为了病人康复各种病都要看，缺少药品就自己制造，甚至连输液剂都自己做过。为了节省药品，我们尽量采用针灸疗法，做到中西医结合。

　　军方开路取水

　　见证人：张洪林

　　第八批医疗队翻译

　　1984年3月，几内亚发生军事政变。早上起来，驻地就能听见枪声，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组织上要求大家尽量不出门。但是很快驻地的水就消耗一空，电也断了。没电还能应付，水没了，吃饭都是问题。

　　下午3点钟左右，我决定冒险开车到当地自来水厂取水。出门后看到军方设置的许多关卡，车每走几米就被拦下来检查一番。走走停停，十分缓慢。这时，几内亚军方知道眼前的是中国援助医疗队的车后，走来一个军官，直接站到了车上，为医疗队的车开路，陪同我一路畅通无阻。

　　在非洲，无论平民百姓、政府官员，还是军队官兵都同样得到了中国医疗队的帮助，并且建立了良好的友谊。政变造成的动荡虽然会影响医务人员的正常工作生活，但却从未直接伤害过医疗队人员。

　　手术要靠手电筒

　　见证人：曲梅

　　第14批、第17批、第22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员，北京天坛医院针灸科医生

　　1994年7月至1996年8月，我作为一名针灸医生，首次参加由北京天坛医院主派的援几内亚第14批医疗队，被派往几内亚法拉纳省医院工作。

　　手术室仅有一张20世纪50年代留下来的破旧的手术床，没有无影灯，没有玻璃窗，手术照明全靠日光和手电筒。为了光线好，很多时候就开着窗户手术，苍蝇蚊虫从窗户随意出入。那时我们每天工作量都很大。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和同事们坚守了两年多。

　　我曾三赴几内亚，先后在几内亚三个不同的城市工作和生活了5年半的时间。已经融入我的生命之中的几内亚，她是我人生历程中的第二故乡。

　　记者手记

　　尽管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几内亚的医疗现状还是让我暗暗吃惊，新盖的医院很漂亮，可是北京医疗队来之前，全院没有一个B超医生和麻醉医生，很多手术做不了，手术中不是缺盐水就是少纱布。在医院里，我看到好几个脑积水的孩子还不足一岁，头却比成人还要大，漂亮的大眼睛望着你，让人揪心。

　　看到一个个被病痛折磨的鲜活生命，我才明白，50年的援非医疗，2万多名医务人员的不远万里，不仅仅是为了推动中非友谊，更是人与人之间跨越种族的无私大爱。

　　上至总统，下至贫民，北京援助几内亚医疗队共医治了几十万名患者。在这里，中国医生是最受欢迎的人：病房里，孩子会搂着从北京来的女医生用中文叫妈妈；诊室里，黑人医生拍着中国医生的肩膀说这是我的兄弟；过节，几内亚总统给医疗队送来两头牛表达感谢。

　　这些朴素的情感，让一批又一批医疗队员的艰苦、孤独、牺牲和付出，都变得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