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驱动心脏支架被滥用 回扣比例高达45%

种种迹象表明，2013年开始，一直处于医药价格高点的高值医用耗材价格开始被搅动——这些以心脏支架、心脏起搏器、血管介入和骨科植入等为代表的医用医疗器械产品，由于技术复杂、科技先进，且具有专利保护，在市场上也享有优待的定价权，获利丰厚。

但随着外科手术的增加和患者需求的上升，围绕高值医用耗材的价格越来越引发争议。

8月中旬，拥有全国最多优质医疗资源的北京市宣布，启动为期3个月的专项检查，以“规范大型设备和高值耗材的使用”，减少“医疗机构靠‘开大检查’牟利的情况”。

而对行业而言，更严肃的问题在于，这一专项检查并非孤立存在的个案——在今年初卫生部等六部门发布的《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规范（试行）》（下称《规范》）中明确规定，包括血管介入、骨科植入、心脏起搏器等高值医用耗材必须全部集中采购，降低价格。

推出的“天价”

“酝酿了6年，几轮试点，终于把高值医用耗材放进集中采购了。”昨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接近卫生部的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2006年国家就曾经限制过部分高值医用耗材的价格，但“这一块是医院收入的一大块，动哪儿都难，背后利益博弈太激烈了”。

早在2004年8月，北京等8省市三级医疗机构就曾对心脏介入类耗材、人工关节、心脏起搏器等3类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开展试点工作。由于降价效果显著，这一试点在2008~2009年，在8省市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卫生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还受托开展了两轮全国部分重点高值医用耗材品种的集中采购工作。并于2010年进行了新产品的增补工作。

在《规范》出台之前，已有四川、宁夏、江苏、湖北、浙江等省（区、市）结合本地实际，开展了以省为单位的部分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

也因此，在2006年的部分产品价格限制和2008年个别省份集中招标采购试点后，2013年最终推出的《规范》，被认为直接瞄向了高值医用耗材价格的靶心。

以冠心病手术直接相关的心脏支架为例，2011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40.8万例，以每台心脏介入手术平均使用支架1.6个计算，当年中国介入支架使用总量超过65万个。

“我国滥用心脏支架问题已相当严重，不少患者一次性就被放入3个以上，有的甚至被放入十几个。”全国心脏病专家胡大一在第14次全国心血管病学术会议上公开表示，从临床上看，12%的患者被过度治疗了，38%的支架属于可放可不放——心脏支架之所以被滥用，和医生的积极举荐有直接关系。

从最直观的价格来看，一个出厂价3000元的心脏支架，卖到医院的价格为11500元，医院售给患者翻倍至2.7万元；而同类的进口支架，以相同作价比例计算，到岸价6000元，到医院推至23000元，医院售出则在38000元上下。

“手术中医生每用掉一个支架，经销商提成1500元；而经销商销售额的20%会返给医院，这笔费用每年至少在几百万元。”前述人士告诉记者，“国产器械公司和进口公司都是这么运作，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不过进口器械的基础价更高，同样比例翻倍后差价就特别明显。”

根据公开数据，目前我国医疗器械市场上外资产品整体占据70%，在技术含量较高的高值医用耗材和高端大型影像设备上，这一比例甚至占到80%。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外科植入物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姚志修曾公开表示：“在目前上海的骨科植入物和心脏科植入物领域，跨国公司产品占据了绝大多数份额，价格也比本土企业贵50%左右。”

“我们在给医院的竞价单中，一般会留出最高到45%的医院和医生回扣，”昨日，某国际医疗器械公司原在华代理商告诉记者，“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而且国际大品牌的产品确实技术好、产品质量有保证，医院也觉得进货的时候好交代。”

前述接近卫生部的人士向记者表示，尽管利益博弈激烈，但国家此次针对高值医用耗材出台《规范》，目的就是要减少流通中的“黑金”环节，由于已经先期与厂家进行过多次沟通，大多数公司已经开始调整其经销模式，转而关注以省级为平台的招标采购。

“但就像在各省药品招标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一样，器械招标采购权利的下放，究竟是不是能够收到既定的效果，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了。”上述人士说。

抽底“深水区”

国家统计局的样本企业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医疗器械产值为1896亿元，实际上我国医疗器械企业的数量远超统计局的样本数量，因此2010年我国医疗器械总产值在3000亿元以上。据保守估计，到“十二五”末期我国医疗器械产值将达到5000亿元。

随着行业竞争的白热化，此前的购销模式已被扭曲，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不规范的操作行为。采购环节多，进而造成耗材的整体价格水平长期居高不下，其占医疗总费用的比重也越来越高，流通差价率悬殊。

官方曾公开承认，“2004年以前，各地高值医用耗材采购存在着集中度低、采购价格高、地区间价差大、企业负担重、购销中不正之风时有发生、中介代理机构行为不规范等问题。”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蔡天智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进口医疗器械要真正降价，必须降低市场营销费用。在他看来，中间环节或明或暗的加价已是导致部分高值医疗器材价格偏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直关注该领域的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秋霖则公开撰文称：“高值医用耗材集中招标的根本目的是降低高值医用耗材费用，从而降低总的医药费用。如果‘以药补医’机制不能破除，那么这一目标仍然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