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副会长：郭美美事件让部分红会人太委屈

      发生于去年6月中旬的“郭美美事件”，将成立了108年的中国红十字会拖入公众舆论的漩涡，使得这个以人道主义救助为使命的机构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从最后调查的结论看，在此次源于无知者炫富引发的公共事件中，红十字会虽然背了黑锅，但也暴露了红十字会自身存在的问题。在这艰难的一年，红十字会如何通过改革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

      2011年6月中旬发生的郭美美事件，使中国红十字会遭遇了自1904年成立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在事件发生将近一年时，围绕重建公信力的问题，中国红十字会到底做了哪些改革呢？法治周末为此专访了履职8个月的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博士。

      红十字会是干什么的

      法治周末：去年6月21日爆发的郭美美事件将近一周年，过去的一年，中国红十字会深陷信任危机，来自社会的捐赠大幅度下降，如何度过这场危机，重建这个兼具公益慈善性质的人道救助机构的公信力，是当下的急迫问题。从后来核查及公开的事实来看，红十字会既没有一个商业红十字会，也没有郭美美其人，红会确实为郭美美事件背了黑锅，但也暴露了红十字会在管理上的问题。如果从自身的角度进行检讨，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红十字会的应对措施是否及时妥当？有哪些教训？

      赵白鸽：郭美美事件牵动了公众对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关注和期待，也是对红会的一个教育和警醒。事件发生后，迅速发酵并在一个时期内呈现一边倒的态势，这让红会很多人有些束手无策。一些人，特别是多年从事红十字人道救援救助工作的人来说，他们感到委屈和不公平。

      事后的调查证实了这是一个没有事实根据的案例。但是，这种强烈的反差提醒我们三点：第一，红会系统对自身使命的认识和战略的设定应更明确，应大力宣传。人道意味着什么，红会的发展战略和方向在哪，这些问题都应深入思考和更加明晰。第二，红会应该向公众更清晰地传递信息。目前社会公众对红会及其人道使命的认知度较低，常常将其简单等同于一般慈善机构。它直接影响了红会的公信力。第三，就是还未真正建立起系统、科学、规范和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包括信息化体系建设。这是我们未来要着力加强的。

      法治周末：中国红十字会到底是干什么的？在郭美美事件发生之前，大多数人可能对这个组织知之甚少，一般都认为它是一个慈善组织，经常组织街头献血等活动。我注意到，您在郭美美事件爆发后来到红十字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总是不忘介绍红十字会的职能，这是为什么？

      赵白鸽：公众对红会的认识有一些偏误。人道的理念在中国传播得还不够，普通公众往往将它等同于壹基金这样的社会慈善组织。我希望把历史说清楚，让老百姓知道它究竟从哪里来、向何处去，它究竟是干什么的。要让全社会都知道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道使命的执行。

      国际红十字运动是瑞士人亨利·杜南发起成立的。1859年6月，法国、意大利联军和奥地利军队在索尔费里诺发生了战役，4万多人死伤并被遗弃战场上。途经当地的亨利·杜南目睹了极为悲惨的战后场景，带领附近的居民、医生和护士紧急行动起来，收容和安置了4000多名伤兵，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救护和治疗。

      杜南深感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保障是第一位的，必须广泛呼吁对战地受伤人员的救护，呼吁人道主义。亨利·杜南提出了两项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的建议：一是在各国设立志愿性的伤兵救助组织，以战场救护作为其重要任务；二是共同签订一份国际公约，给予伤兵救护组织以中立地位。

      从第一项建议出发，1863年，亨利·杜南等发起成立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的前身———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在各国逐步演化为目前的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从第二项建议出发，逐步演化为当今以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为核心内容的国际人道法文书。

      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是约束战争和冲突状态下敌对双方行为规则、推动裁军和武器管制的重要权威法律文件，目前已有194个国家签署公约，成为现代史上被接受程度最为广泛的国际公约。亨利·杜南为此获得了1901年首届诺贝尔和平奖。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在108年的发展历程中，从战争救护开始，逐渐发展到卫生救助、社会福利等。随着社会的不断演变，现在的红十字会职能主要包括在灾害和非灾害、紧急和非紧急状态下的救援、救护和救助工作，其核心业务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救”(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救助)和“三献”(献血液、献造血干细胞、献人体器官组织)。

      如何坚持独立和中立

      法治周末：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章程中，特别强调了这个组织的中立和独立性，其中，关于独立是这样表述的：“本运动是独立的。虽然各国红十字会是本国政府的人道工作的助手并受本国法律的制约，但必须始终保持独立，以便任何时候都能按本运动的原则行事。”在现代政治理念下，中立、独立就很容易被理解为与政府划清界限，摆脱政府的控制。而红十字会的使命决定了这个组织不可能完全脱离与政府的关系，中国红十字会如何处理这种矛盾？

      赵白鸽：独立的概念是指必须有自己的原则，具有独立的机制，必须为共同的价值去工作。从本质上说，独立原则应该是形成政府、非政府、公民、企业、媒体共同合作的关系，以达到一个共同目标。

      国际上对红十字会在人道领域的作用定位如下———特殊的(Specific)、显著的(Distinctive)和不可替代的(Non-replaceable)。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人道领域内，将红会和政府割裂开来，显然是有偏误的。因为救援和救护是基本的公共服务，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责。红十字会在这方面是政府的重要助手。

      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方面，现在做的比较好的是加拿大、英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例如挪威、瑞典等。他们的特点是，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向红十字会提供资金，同时，红十字会通过议会、媒体等机制参与和影响到人道事业的决策。红会与政府是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

      对中国而言，红十字会被明确为政府在人道工作领域的得力助手。实践也证明，通过与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能够有更强的行动能力，更好地应对灾害和其他人道危机。这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重大灾害应对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因此，在独立的理解上，我认为必须准确把握其本意，并且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我们共同的目标是让更多的易受损害人群得到人道支持和救助。

      法治周末：就红十字会的职能而言，它要参与人道主义救助以及公益慈善等活动，比如战争、自然灾害以及重大疾病救治等，所需的资金主要来自哪里？官方的资金和民间捐助的资金各占多大比例？

      赵白鸽：对中国红十字会而言，有三重赋权。第一重赋权是政府赋权。目前在全世界，像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政府的财政支持在70%到80%之间，比例很大，主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红会承担相应人道项目的方式获得。在我国香港，政府投入大概占到78%，用于献血、智障儿童、癌症病人的晚期照顾等，情况也类似。我认为，在人道领域，政府应给予相应的更充分的财政保障；同时红会也要切实提升自身能力，来承接政府的公共服务购买项目，履行更多的人道责任。我们正在向这方面努力。

      第二重赋权是国际赋权。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会以及联合国机构、其他的非政府组织的捐赠和授权。在网络事件之后，盖茨基金支持900万美元，和我们一起推动了“无烟环境”项目，主要用于开展二手烟防控工作。

      第三重是公民赋权，也就是社会赋权。这是由公民和社会组织通过捐赠的方式给予中国红十字会定向或非定向的资金，用于人道领域的援助。我认为，第三种赋权不仅仅是赋予我们权利，更重要的是赋予我们责任。

      社会捐赠如何使用

      法治周末：郭美美事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后，公众舆论将关注目标集中到红十字会资金运作是否公开透明的问题上，甚至有一些极端言论表示再也不给红十字会捐助一分钱。那么，红十字会的资金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赵白鸽：总体而言，来自政府和国际的资金使用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社会捐赠资金方面还应进一步加强。

      来自政府的这部分资金管得很严，主要通过预算管理和审计监察两部分来实现，比较清晰和成熟。国际捐助资金的使用，有非常严格的逻辑框架法，从项目的设定、预算和执行，到最后的监督，都有一整套的程序。

      难的就是社会捐赠这一部分。主要受两重限制。第一是信息化。这么大的国家，比如河南、山东的人口都在一亿左右，加起来相当于一个西欧，因此把分散到基层的款物使用情况统计清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地方出现问题，往往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第二是清晰的管理链条和规范的管理制度。钱怎么来、怎么做、怎么走、怎么公开，我们在预算、执行和监督等方面都必须加强。

      所以我说人家批评我们是对的。因此，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信息化体系，建立完善的人、财、物的管理制度。

      法治周末：红基会请来“独立第三方”对捐款所建的部分项目进行评估，这个所谓的“独立第三方”一般是大学的研究机构。虽然红基会的做法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监督，但却给我们一个启示———如果引入“独立第三方”对所有来自社会的捐赠实施最终使用情况的监督，是不是可以解决红十字会的信任缺失问题？老百姓通常不太相信官方的监督，而邀请“独立第三方”进行监督，能够获得社会的信任。这使得第三方相当于一个中介，架起双方信任的桥梁。将来能否保证所有项目都有“独立第三方”进行监督？

      赵白鸽：第三方参与非常重要。邀请第三方来对我们进行全程监督，很有必要。在项目设计的时候，就应该邀请第三方进来，否则等出现问题就来不及了。整个管理链条从预算、审核、执行，对全过程进行监督和公布。这方面，红基会比我们早，在2009年就有了社会监督委员会。我们现在的理事会也吸收了很多社会人士参加，但应该更好地发挥其监督作用。最近，我们邀请了大批专家共同开展了面向各省的工作调研，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同时，我们组织了若干专家团队，分别参与了红会的综合改革、组织建设、品牌管理、国际合作、审计监督等工作。这些人员大部分来自社会各界，具有专业的知识和进行策划、宣传以及提供意见的能力。因此，第三方的参与是整个红十字会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

      我们体会到，红十字会是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社会团体。它应该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它应该成为人民的红十字会。

      山西太原，80岁的朱焕娥手中的红十字捐款记录册。这已经是她的第2本记录册了，老人坚持把捡垃圾换回来的钱捐给红十字会。朱焕娥每天到附近院落里和市场的街道上捡垃圾，她把捡来的废品换成钱，毫无保留地都捐了出去。3年来，她先后向山西省红十字会捐赠了近3000元。这相当于要卖废纸3吨或者瓶子60000个。面对这样的捐款人，中国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尤为重要。

      法治周末记者 郭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