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医改“厦门模式”泼点冷水

    社区求助电话促写提案

    提笔完成提案，黄秀惠花的时间不多，但写这份提案前，她等了两年。她说，2007年制定的“医疗重组计划”，在改革之初就曾遭到质疑，当时她对基层社区的具体情况了解并不多，很多问题，是基层社区医生反映给她才知道的。

    第一个打电话给黄秀惠的，是一位社区卫生服务站主任。2007年的那个电话像诉苦，但在黄秀惠听来，更像求救，“他说，做了多年的社区居民健康档案，都被扔在一边了；他说，社区是健康第一道防线，这样做，是错误的”。

    此后，黄秀惠曾多次在会议上提出质疑，但因当时各级部门对社区医疗改革极度重视，寄希望于“重组计划”能迅速解开市民看病难的死结，最终未被接纳。

    “大学”管理“小学”不合适

    2008年，思明区医院整体并入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为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思明分院。第一医院是与社区“重组”的三所三级医院之一。从此，黄秀惠直接接触到了社区卫生服务站主任所面对的实际问题。

    黄秀惠说，之前市民去社区看病的很少，大家都愿意去大医院看病，三级医院都挤爆了。让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站挂钩，让三级医院的医生到社区坐诊，是希望引导市民到社区去看病，缓解大医院门诊的压力。但事实上，收效甚微。

    “大医院的医生到了社区，不会看病了。”她说，社区和医院毕竟不一样，医院的医生专业性太强，而社区看的多半是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对此，大医生“束手无措”，市民转身又奔大医院去了。

    “社区医疗就像小学，三级医院是大学，让大学校长管理小学是不合适的。”黄秀惠的这番形容，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

    等待两年，如鲠在喉

    最让黄秀惠如鲠在喉的是，这种模式，让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功能被肢解。“社区卫生服务集医疗、计划免疫、健康教育、康复、计划生育、保健六位一体，但现在把医疗和计划免疫功能归到医院强化了，其他四项切割归到区卫生局，功能被减弱。”

    “居民家里有精神病人，谁来管？”在她看来，社区卫生服务站光顾门诊量，整天忙着看病，对社区居民的健康状况不管不顾，其实是本末倒置了。

    2009年，甲流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流行。黄秀惠急了：现行模式下防控工作很不得力，甲流如果爆发并大流行，接下来社区任务会更重，体制不理顺，会增加防控的难度。

    看出这种模式存在弊端的，不止黄秀惠一人。之前，也曾有委员提出质疑，但因不是医疗专业人员，虽然提出问题但没能说透。身为医院下属1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指导专家组组长的黄秀惠，等待了两年，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说话了。

    提案的建议几乎都被采纳了

    “优秀提案很少奖励个人的，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荣誉，更是使命感。”黄秀惠最开心的是，这份提案所提到的建议，几乎都被采纳了。“这样一项重大的医疗改革，由政府提出，再由政府自己纠正，实在太不容易了。”虽然她的理想是最终完全将社区脱离，由区卫生局管理，但能重新理顺基层医疗体系，对决策者来说已经迈出了很大一步。

    今年的提案，她又说起社区卫生服务。

    “为什么市民觉得看病难？因为医院病床不够，排半天排不上。为什么不够？因为病人住院时间太长。”她说，欧美国家病人住院使用病床时间一般为5－6天，我们要10－11天。“人家把术前检查、术后康复全部放到社区了，进医院只做手术。”

    旅游时也压不住“议政天性”

    当了10年政协委员，黄秀惠参政议政成了习惯。自费去台湾旅游回来，她写了一篇游记，顺手翻给记者看。

    这回，环保成了她议政的主要话题。她向记者描述了在台湾见到的寺庙：“寺庙里不烧真的香，而是用檀香木和沉香木来做个象征。供奉的鲜花也不是大把大把地浪费，而是用两片花瓣放在小小的玻璃托盘里，上过供后再回收，给后面的香客使用。”在提到台湾的垃圾分类处理时，甚至还有详细的数据和很专业的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