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医生”是怎样炼成的
厦门日报讯 近来一些媒体广为传播武汉市汉口一家社区医院一名叫王争艳医生的事迹，她从医25年，坚持替患者着想，不开大处方，平均每张处方不超过80元。在武汉市评选“人民满意的好医生”中，经36000多市民无记名投票，脱颖而出，成为30名“武汉市人民满意的好医生”之一。
像王争艳这样的“好医生”是怎样炼成的呢？据媒体说，王争艳年轻时就有人生规划：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从医以后，以良知待患者，从来不给患者开大处方，因此，小处方见证了她作为一名救死扶伤者耀眼的品质和风范，折射出她的医德之美丽。
显然，对于王争艳的事迹，媒体给予怎样高的评价、赞美都不过分，这也是舆论对先进人物的一贯做法，先进人物也受之无愧，理所应当。然而，这一回王争艳似乎是个例外，她并不领情。当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她时，连记者在报道时都用了“语出惊人”来描述。
且看王争艳怎么说：我六七年前就是这样做的，怎么现在才成了“好医生”？我工作在社区医院，条件就是这样，能开大处方吗？我这个医院是医药分开，开大处方对医生没有利益，干吗要开大处方？像我这样开小处方的医生在社区医院多了，又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做。（大意）从电视屏幕上看，王争艳医生真是快人快语，这几句话确有“语出惊人”之感。
然而仔细一想，又没有什么可“惊”之处，王医生不过是说了几句大实话，只是一语道破天机罢了。怎么开处方，在医生而言，是存在道德良知问题，特别在医药挂钩用以评价医生绩效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在开大处方的暗箱操作中获得利益，医德肯定是彰显良知的反映。但是，医德只是一种伦理评价，看不见，摸不着。你说开小处方是替病人着想，我说开大处方是为了药到病除，更快更有效地治愈病痛，难道没有道理？所以，处方的大与小用以评价医生的道德，未必科学，靠一个人的道德水准为患者服务，虽然有效，毕竟有限。
要真正解决看病贵的问题，还是如王争艳医生说的，那就是要医药分开，医生开大处方得不到好处。就是要有制度。制度制约比道德约束更具有本质意义。邓小平说，要用制度管人。好的制度可以使有道德的人多做好事，不道德的人没办法做坏事。可是，现在发生医患矛盾时，我们往往在医德问题上争论不休，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医德作为职业道德的体现，是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是不需要太多争议的。而某些医生之所以缺德，是制度为其创造了条件，像医药不分，医生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多开药，多得分，在这种制度的鼓励下，这就使一些私心严重、医德不高的医生很自然地往自身利益倾斜，他怎么可能跟金钱有仇恨呢？当大多数人在具有刚性制度的引导、规范下开大处方，少数人开小处方就会被当作另类，并且使其医术水平受到怀疑。就像在以分数为杠杆的升学率作为评价教师的绩效时，倡导素质教育就可能被认为教学无能，其结果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因此，道德律己固然重要，但是毕竟存在很大弹性，要根本解决开处方中的弊端，还得要靠刚性的制度作保障，要严格医药分开，使医生开大处方得不到好处，要明确医生的职责，剔除医生不应该牟取的利益，正本清源，才能还医道一个干干净净的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