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中医教授梁晓春:让传统医德辉耀医行
2023-03-20 21:40:41新华网佚名查看次数:329
2011年初,由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梁晓春教授和孙华教授主编的《中医学教材》正式出版,在第一章总论中就提出“传统医德的现代价值”。10多年来,梁晓春等协和中医人始终把传统医德的内容融入中医学课程中,取得良好反响。下面,让我们跟随梁晓春教授引经据典的述评,一起来了解传统医德的核心思想及当代价值。
“仁爱”是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的核心思想,“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爱思想已深入到仁人志士的血液之中,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利器。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古有“医乃仁术”之说,并提出“医以德为尚”。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中认为,医者首先要有“发大慈恻隐之心,普救含灵之苦”的情怀。西晋哲学家杨泉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达理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明代医学家裴一中强调,“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足见古代医家是把“仁爱救人,赤诚济世”视为医学的最高境界。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写道,医生“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医者不仅要重视人的生物属性,更要重视人的社会属性及情感需求。医者的神圣职责就是要尽己之力去帮助患者,减轻其痛苦,改善其生活质量。就像协和医院郎景和院士所说,“我们不可能治愈所有的病人,但我们会认真去治疗每一位病人”。
“医贵乎精”的救治观
孔子《论语·学而》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何为医之本?救人于水火为医之本;何以道生?精究方术,无欲无求,方可道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成《伤寒杂病论》。创立了六经辨证,为中医辨证施治奠定了基础。杨泉《物理论·医论》认为:医者能够“贯幽达微,不失细小,如此乃谓良医。”孙思邈告诫医者要“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能“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医无得参差”。清代医学家王清任冲破封建礼教束缚,亲临义冢,解剖尸体,纠正古籍中脏腑的某些错误,著《医林改错》,“唯愿医林中人,……临证有所遵循,不致南辕北辙”。光绪年间赵濂《医门补要》中高度概括为:“医贵乎精,学贵乎博,识贵乎卓,心贵乎虚,业贵乎专,言贵乎显,法贵乎活,方贵乎纯,治贵乎巧,效贵乎捷”。
医学有无数的未知,需要去钻研,需要去探索。只有立雪画粥,精究医术,“捐众贤之砂砾,掇群才之翠羽”,不断提高医疗水平,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救病患于水火。
“贵义贱利”价值观
孔子《论语·述而》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传统医学倡导的“贵义贱利”价值观,在“悬壶济世”“杏林春暖”“橘井泉香”等成语中得以充分的体现。张仲景鄙视那些“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的势利庸医。孙思邈要求医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告诫“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清代医学家徐大椿《医学源流论》警示医者不要做“立奇方以取异;或用僻药以惑众;或用参茸补热之药以媚富贵之人;或假托仙佛之方,以欺愚鲁之辈;或立高谈怪论,惊世盗名;或造假经伪说,瞒人骇俗;或明知此病易晓,伪说彼病以示奇”的谬工。
这些思想明示医者应高度重视道德修养,经常进行自省、自律、自我监督,以病家利益为重,以欺诈患者为耻,同时要求医生应当尊重患者的人格尊严,否则为“无德之医,世人弃之”。
“尊重同行”职业观
古有“卖石灰的见不得卖白面的”陋习。传统医学认为真正的医者必须具备尊重同行的品德,摒弃同行相忌的狭隘观念。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指出:“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并鞭笞有的人“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
明代医学家龚廷贤《万病回春·云林暇笔》中也对医生不尊重同行的行为给予严厉的批评。他说总有一些“无行之徒,专一夸己之长,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问疾疴,唯毁前医之过,以骇患者”。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相互尊重,就会共同营造温馨的医疗环境,就可避免一些因“唯毁前医之过”的行为而发生的医疗纠纷。
每位医者都应当学习和弘扬传统医德,“以人为本”敬畏生命;“悲悯仁心”以患为亲;“医贵乎精”精益求精;“重义轻利”少私寡欲;“尊重同行”美美与共。让医患关系重回彼此之信任,走向和谐。让传统医德成为医家之灯塔,辉耀医行。
“以人为本”的贵生观
这种体现在医患关系方面的模式,体现了医师对患者人格、意愿等具体情况的尊重,当这种尊重被患者感受并认同后,就会得到病家的配合,依此会形成一种有利于疾病向愈的良好氛围。这种理念明显早于现代医学提出的“医患共同决策”。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说过,“对于一个医生来说,了解一个患者比了解一个患者患什么病更重要”。美国特鲁多医生说,“医学关注的是在病痛中挣扎、最需要精神关怀和治疗的人,医疗技术自身的功能是有限的,需要沟通中体现的人文关怀去弥补”。中医学要求医者在诊治疾病的过程中,既要关注“百姓之血气各不同形”,更要整体把握病人的心理状态及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实行“辨证施治”“因人、因时、因地制宜”。
“仁爱”是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的核心思想,“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爱思想已深入到仁人志士的血液之中,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利器。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古有“医乃仁术”之说,并提出“医以德为尚”。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中认为,医者首先要有“发大慈恻隐之心,普救含灵之苦”的情怀。西晋哲学家杨泉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达理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明代医学家裴一中强调,“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足见古代医家是把“仁爱救人,赤诚济世”视为医学的最高境界。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写道,医生“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医者不仅要重视人的生物属性,更要重视人的社会属性及情感需求。医者的神圣职责就是要尽己之力去帮助患者,减轻其痛苦,改善其生活质量。就像协和医院郎景和院士所说,“我们不可能治愈所有的病人,但我们会认真去治疗每一位病人”。
“医贵乎精”的救治观
孔子《论语·学而》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何为医之本?救人于水火为医之本;何以道生?精究方术,无欲无求,方可道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成《伤寒杂病论》。创立了六经辨证,为中医辨证施治奠定了基础。杨泉《物理论·医论》认为:医者能够“贯幽达微,不失细小,如此乃谓良医。”孙思邈告诫医者要“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能“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医无得参差”。清代医学家王清任冲破封建礼教束缚,亲临义冢,解剖尸体,纠正古籍中脏腑的某些错误,著《医林改错》,“唯愿医林中人,……临证有所遵循,不致南辕北辙”。光绪年间赵濂《医门补要》中高度概括为:“医贵乎精,学贵乎博,识贵乎卓,心贵乎虚,业贵乎专,言贵乎显,法贵乎活,方贵乎纯,治贵乎巧,效贵乎捷”。
医学有无数的未知,需要去钻研,需要去探索。只有立雪画粥,精究医术,“捐众贤之砂砾,掇群才之翠羽”,不断提高医疗水平,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救病患于水火。
“贵义贱利”价值观
孔子《论语·述而》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传统医学倡导的“贵义贱利”价值观,在“悬壶济世”“杏林春暖”“橘井泉香”等成语中得以充分的体现。张仲景鄙视那些“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的势利庸医。孙思邈要求医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告诫“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清代医学家徐大椿《医学源流论》警示医者不要做“立奇方以取异;或用僻药以惑众;或用参茸补热之药以媚富贵之人;或假托仙佛之方,以欺愚鲁之辈;或立高谈怪论,惊世盗名;或造假经伪说,瞒人骇俗;或明知此病易晓,伪说彼病以示奇”的谬工。
这些思想明示医者应高度重视道德修养,经常进行自省、自律、自我监督,以病家利益为重,以欺诈患者为耻,同时要求医生应当尊重患者的人格尊严,否则为“无德之医,世人弃之”。
“尊重同行”职业观
古有“卖石灰的见不得卖白面的”陋习。传统医学认为真正的医者必须具备尊重同行的品德,摒弃同行相忌的狭隘观念。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指出:“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并鞭笞有的人“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
明代医学家龚廷贤《万病回春·云林暇笔》中也对医生不尊重同行的行为给予严厉的批评。他说总有一些“无行之徒,专一夸己之长,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问疾疴,唯毁前医之过,以骇患者”。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相互尊重,就会共同营造温馨的医疗环境,就可避免一些因“唯毁前医之过”的行为而发生的医疗纠纷。
每位医者都应当学习和弘扬传统医德,“以人为本”敬畏生命;“悲悯仁心”以患为亲;“医贵乎精”精益求精;“重义轻利”少私寡欲;“尊重同行”美美与共。让医患关系重回彼此之信任,走向和谐。让传统医德成为医家之灯塔,辉耀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