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打通医疗体制的经络和堵点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即便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看病难、看病贵”也被视为困扰普罗百姓民生“痛点”之一，更遑论在农村和一些贫困地区。如今，随着中国医疗体系改革和惠民医疗的推进，民众的“痛点”正在一点点被化解。

村民在包头市固阳县兴顺西镇中心卫生院结算看病费用。（图片来源：欧洲时报特约记者卞化 摄）

推出新招：“医联体”和“医共体”

“三级卫生医疗服务模式”和“守门人”制度是欧美国家推行的医疗制度。美国的医疗机构分为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这些机构通过合理的双向转诊制度联系起来。英国通过初级卫生保健网络、地区综合医院以及专科医院组成的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配置卫生资源，向民众提供服务。

事实上，中国很早就建立了“分级卫生医疗”体制，形成“国家、省、地（市）、县、乡”五级医疗服务体系。如今，为了进一步科学分流患者，合理配置资源，打通医疗体制自身的“堵点”，改变“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现象，2019年，中国卫生健康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就在全国推出“医联体”建设试点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试点，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目前，这一工作覆盖到所有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尤其是覆盖了国家级贫困县和边远地区。

内蒙古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包医一附院”）院长王秋枫告诉记者，国家推行分级诊疗制度，就是希望人们能清楚，“小病”先去社区、乡镇医院或一级医院就诊，如有疑难再直接向上转诊，先诊疗，先救治，后付费，甚至开通绿色通道为患者兜底。

“正是通过分级诊疗和建立紧密性的医联体，三级医院的优质资源下沉到了基层贫困地区，在业务上完成了对上转病人的接诊、检查、诊断治疗等等。”王秋枫说。

包医一附院作为内蒙古三甲医院之一，还承担着当地医疗对口帮扶的重任。“一附院重点通过资金资助、设备捐助、基层培训、定期义诊、贫困减免等方式对口帮扶基层贫困地区。”王秋枫说。

今年，内蒙古地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鼠疫的“双疫”影响下，包医一附院作为包头市新冠肺炎疫情重症和危重症定点救治医院，经历了不小的考验。

让王秋枫放下心来的是，医院先后有300多位医护人员参与重症和危重症病患救治，但无一人感染，更解决了基层医院救治难题。

包头市海威小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厅内，“家庭医生”的标语醒目。（图片来源：欧洲时报特约记者卞化 摄）

“云看病”就像把专家请到“身边”

“互联网+”是中国引导优质医疗资源通过远程诊疗方式下沉的重要方向。中国医学科学院发布的《医改蓝皮书：中国医改发展报告（2020）》显示，截至2018年底，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远程医疗服务网络的三级公立医院达1124家，二级公立医院1386家。

包医一附院副院长张昕曾在美国MedStar华盛顿医院中心学习心功能和心内科治疗，她告诉记者，“学于斯长于斯，当时在MedStar医院的心电图和心功能检测已能对自己医院社区的病人联网，而如今中国的心电网络发展迅速，可以互联到底下所有社区医院，非常便利。”

早在2014年，包医一附院就与包头市周边基层社区医院及边远贫困地区卫生院建立远程医疗互联，至今共有55个联网点。“像心电网络，基层可以把疑难病例或病人请求专家诊断的心电图上传给我们，5分钟之内，我们就会把诊断返回去，帮助基层医生做心电方面的识别。”张昕说。

包头市的远郊旗县也打通了线上诊疗的绿色通道。成立于1954年的固阳县兴顺西乡卫生院，是政府重点帮扶的边远地区中心卫生院，目前服务周边常住居民11831人。

在该卫生院采访时，记者观察到，卫生院科室齐全，并配有住院床，以中医科室为特色，在大厅走廊尽头还设置了一个中医名医馆。2017年，当地政府通过“大手拉小手”项目给医院配备了大型生化设备、彩超、心电图、急救车等医疗设备。

在护士站外，一名刚做完生化检测的当地老人告诉记者，自己在这里住院有几天了。“我躺在机器旁，我的情况一下就能通过机器传给外面的专家了，大夫们说这叫‘云看病’，这就像把专家请进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