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题协商会发言摘登
2016-05-12 11:08:50人民政协报佚名查看次数：686
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甄砚代表全国政协“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调研组：立足国情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参加调研的委员们认为，医改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没有可以完整复制的经验。2009年以后，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医改成就巨大。调研所到的各省区市积极推进多项改革，也都取得明显成效。但这些成绩主要体现在局部环节和部分区域，离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和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需求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突出的问题有：一是整体推进的格局尚未形成，有的先行地区往往成为改革“孤岛”，举步艰难。二是“三医”联动在多数地方尚未真正实现。三是医保支付制度改革相对滞后。四是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建立进展缓慢。五是基层人才匮乏、积极性调动不充分。
为此，建议：
一、对政府而言，要立足中国国情，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当前，我国虽然已经基本建立起全民医保制度，但保障水平还很低。因此，加大政府投入仍是近期医改的主要目标之一。同时，也要引导社会舆论，使大家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引导人民群众的合理预期与确保财政投入同样重要。
二、对公立医院而言，要正确处理独立法人地位和医院公益性之间的关系。在取消药品加成的情况下，应尽快建立起补偿机制。
三、对医务人员而言，一方面，要切断医生与医药代表之间的利益链条、切断医生开药与医院分配之间的联系，减少大处方和不必要的过度检查，让医生回归看病本职。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医院人事薪酬制度改革，让医务人员体面地获得合理报酬，稳定医疗队伍。
四、对患者而言，要在全社会进行科普教育，让大家认识到医学是有局限性的、医生不是什么病都可以治好。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医患纠纷，节约医疗资源。同时，对医闹行为必须及时依法制裁，旗帜鲜明地爱护和保护医务工作者。
五、政府要加大改革力度，形成部门合力。此前医改效果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的部门为维护部门利益，相互掣肘。建议中央进一步研究“大部制”改革问题，为减少部门之间的摩擦和阻力，增进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创造更好的体制和机制环境。
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蔡威：推广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制度
日前，已审议通过《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但真正落实《指导意见》，还面临不少问题。一是签约优势不明显，居民缺乏签约动力。二是人事薪酬政策支持不足，从业者积极性亟待提升。三是分级诊疗机制与家庭医生制度衔接不够，医疗机构缺乏主动推进意愿。四是制度保障有待完善，政府责任仍需强化。
为此，建议：
一、建立患者基层诊疗激励机制。确定优先对象和原则，重点选择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签约；提供便捷服务，吸引签约者；实行差别化报销政策，如签约对象利用基层服务报销比例可明显高于医院及未签约对象，签约对象住院可降低起付线、提高报销比例等。
二、建立医生激励机制。完善绩效工资政策；医生收入与签约服务数量及质量挂钩；可借鉴国外经验，引导医学生在获得执业医师资格后，下沉社区担当一定年限的家庭医师后再行分流就业。
三、鼓励签约服务制度多元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鼓励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包括在职和已退休的）开办私人诊所；允许符合条件的社会医疗机构开展签约服务；个体经营者或合伙承包经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四、加大监管力度。加大宣传力度，促进民众积极性；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研究、加强对民营医疗机构的医保金监管，避免补充、助力的设计初衷演变为挤占、妨碍社区家庭医师服务的不良后果。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高炜：推动按病种付费的医保支付方式
我国目前主要采用“按服务项目支付”和“总额预付”两种支付方式。这两种支付方式虽然各有优点，但都无法兼顾治疗效果和费用控制的目标。而按诊断相关组付费（DRGs），更能引导规范医疗机构和医生的诊疗行为，发挥激励与约束的双重作用。
为此，建议：
一、政府各有关部门应尽快达成共识，明确将按病种付费作为当前医改的核心与重中之重，坚定推行。
二、确定阶段性目标，采用先易后难、先简单后复杂的方法，及时对分组、权重、费率进行调整，医保管理部门与医疗机构相关专家共同确定最终病种支付标准，争取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全面推开。
三、推进卫生信息化建设，保证DRGs付费质量和监管。以医院管理和电子病历为重点，大力推进公立医院信息化建设，完善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化平台，在行政管理和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之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
四、推进统一的疾病编码，规范医院病历首页质量，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尽快培养出一批懂医疗、能够满足需要的编码人员，并适当增加相应编制。同时希望建立和完善社会化专业管理体系和队伍。
五、建立监督检查队伍。对医疗机构的诊断选择、编码的准确性提供指导和监管，保证DRGs付费制度顺利实施和医疗保险的合理有效使用。
六、完善配套政策，允许医院将控制成本而产生的结余的一部分用于医生的收入分配；在药品耗材信息公开、财务手续规范透明、医院按照进价向患者提供服务的前提下，允许医院议价，以低于政府招标价的价格购进药品和耗材。
全国政协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胡晓义：多种支付方式并行 守住总额控制底线
一、支付方式改革应把控费作为优先目标。从现实看，医改以来，医保筹资增幅并不慢，但同期基金支出更猛，居民医保支付增幅更快。从规律上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生命和健康的价值追求提升，医疗需求旺盛，医疗技术的超前发展又助推了这种需求。如不加强控制，有限资源永远无法满足无限需求。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财政增幅收窄、社保开始降费率背景下，医保筹资增幅不可能维持高位，更应严格控费。
二、现阶段只能多种支付方式并行，守住总额控制底线。项目付费、人头付费、病种付费、DRGs是主要的4种方式，各有优势。现阶段，只能多种方式并行，各用于适宜条件，复合式管控。无论采用何种支付方式，都应有一个总额的“笼子”。有了总额控制的笼子，也给医疗机构一个预期导向，有利于其加强内部预算管理。
三、瞄准支付方式的更优目标，做好基础工作。如果推行按病种付费，就应下决心规范各主要病种临床诊疗路径，即使不能马上全国统一，至少应在省或较大区域内大体统一；DRGs被普遍认为是更优的支付方式，但推行前提至少是医疗术语、诊断分类等医疗技术标准要统一规范。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卫计委主任屈谦：建议建立全国药品交易所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贵”问题，药品、耗材价格虚高是重要原因之一。取消药品政府定价后，如何确定其合理的价格？在医保全国联网中如何确定药品报销参考价？药品采购中如何保障公平与效率？这些都是医改中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2010年，重庆市成立药品交易所。它作为一个地方性平台，虽然卖方市场实现全国化，但买方市场还局限于重庆地区，其价格发现和平台服务等功能作用发挥还不够。因此建议对重庆药品交易所的经验进行评估，以此为基础，建立全国统一或按大区划分的药品交易所。具体建议：
一、建立统一平台，健全服务功能。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破除行政和区域壁垒。平台要具备准入、交易、结算、追溯、评价、监管、智能物流和大数据集成分析等核心功能。
二、改革联动，完善政策配套。推行医保通过药交所平台支付，促使医院平台采购；实行医保DRGs支付方式；完善药物经济学评价机制、药品价格监测和动态调整机制，创新药和专利药价格保护机制，通过市场手段促进药品形成合理价格。制定交易环节行政规章。
三、建立“三位一体”监管体系，保障健康运行。国家成立药品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系统性和综合性的政策，对交易所和交易各方统一监管。各监管部门利用交易平台的全流程电子监管和追溯功能，加强药品质量、交易行为、资金流向等方面监管。交易所实施对交易、配送、结算、诚信评价等全流程和买卖配三方监管。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探索医保新筹资方式和用途
我国基本医保制度自建立以来，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保障水平逐步提高，在保障参保者基本医疗需求、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面临医疗费用快速上涨、基金赤字不断扩大等问题。
对此，建议：
一、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为重点，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要改革医保支付方式，以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按床日付费、总额预付等多种付费方式为基本元素组成合理的复合式支付方式。在考虑支付方式改革时，既要考虑医疗费用控制，也要考虑与医疗服务行为监管和质量评估相结合保证医疗服务的质量，保障参保人权益。
二、改革医保经办管理方式，整合各项基本医保的经办，提高经办管理水平，加强对经办机构的激励约束。
三、基本医保坚持适度保障，健全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待遇调整机制。同时鼓励发展各类补充医疗保险，建立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四、改革完善基本医保筹资政策。一是加强职工医保的统筹保险功能。二是健全城乡居民医保稳定可持续筹资机制，合理确定政府和个人分担比例。探索建立引导城乡居民长期参保的机制。
全国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何维：加强医改统一领导提高综合效能
当前，医改的相关体制机制在逐渐形成，有些试点经验为深化改革开辟了新的实践空间。但体制机制障碍问题仍突出。
为此，建议：
一、强化领导机制，组织多部门联动改革。建议在中央层面，出台“三医联动”的实质性改革方案，提升医改系统性设计水平，提高改革政策制定和落实的综合效能。在地方层面，由地方党政一把手任医改领导小组组长，确保各部门的联合、协调、协同行动。
二、把医保体制改革作为“三医联动”的突破口。建议创新管理体制，建立独立的医保基金管理机构，统一经办“三保”，作为第三方机构独立运行；加大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力度，将其与临床诊疗路径、分级诊疗等有机衔接；统一和调整医保目录，提高国产创新药品、器械耗材和优质仿制药的比重。
三、营造有利于医改的工作氛围，鼓励突破原有政策的创新探索。建议允许医改试点地区进行探索，赋予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对已有试点地方和项目进行评估，积极推广已成熟的医改经验；扩大医改试点地区，探索建立区域医学中心，并与社保、社会治理、新型城镇化等改革发展相衔接，通过更综合的举措破解医改难题。
四、建立问责机制，切实保证医改措施落实到位。建议加大中央政府对各部门和地方医改措施落实的监督力度；公开医改措施与进度信息，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将医改成效作为领导干部和职能部门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
全国政协常委，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院协会会长黄洁夫：改进医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机制
医疗体制改革应重视人才的问题，改进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的机制问题。
为此，建议：
一、完善医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与使用的管理体制。在国家层面应建立领导机构，加强医学教育有关部门的职能，解决好学制、人才层次、职称、编制等问题的深层次矛盾。建立“分级诊疗”与优秀人才下沉基层的政策，其中“全科医生”体系建设的关键在于教育部与卫生计生委协作完善“毕业后教育”，使医学生成为专科医生和全科医生两种类型人才，且全科医生应与医学学位衔接、行医执照认定接轨，切实保障全科医生的权益，同时，大型公立医院医务人员也应有下基层工作的责任和义务。
二、构建多层次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完善我国“5+3”和“3+2”的医学院校本、专科教育，且“研究性大学”的办学方向应兼顾实用性医学人才的培养与生命科学的发展；建议由教育部和卫计委共管的医学院校及附属医院，牵头承担我国医学“毕业后教育”的体系建设。
三、调动医务人员参与医改的积极性。政府应建设一个以医生为主体的自由流动的“人力资源”市场。同时，激励医务人员创新医疗服务模式，让医务人员积极投身医改，为病人提供更方便、高质量的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关节二科主任温建民：中医在医改中不能缺位
近几年，中医药积极参与医改，取得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各地落实医改中中医药相关政策进展不平衡；制约中医药特色优势发挥的体制性及机制性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不少地区没有落实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政府对中医医院投入倾斜”的政策要求。
为此，建议：
一、进一步发挥中医药在基本医疗制度及非基本医疗制度创建中的优势和特殊性。在基本医疗制度中，增加中医药基本医疗服务供给。在非基本医疗制度中，放开中医多点执业政策及举办中医诊所医疗机构管理政策措施，调动中医药专家的积极性，提供多样化服务。
二、尽快出台中医药法。从法律层面明确中医药的地位和作用，将中医药方针政策法律化、制度化，建立中医药事业发展稳定的保障机制和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制度。
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制定医改政策中突出向基层中医药倾斜。将一些符合条件的中医诊疗项目纳入基本医保支付范围，逐步提高中医诊疗项目收费标准和报销比例，研究鼓励中医药提供和使用的医保付费方式，合理体现中医药人员技术劳务价值。
四、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领导。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各地落实扶持促进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医科大学医卫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授王智彪：应鼓励国产医疗设备产业的原始创新
我国一些企业在原始创新大型医疗器械的技术发明、医疗方案的制定和人才队伍的建设方面，已具备了一定基础。但要进一步做大、做强，需要有更好的政策环境。
为此，建议：
一、在医院等级资质评定中，把原始创新大型医疗设备的配置作为医院等级评定五大标准内容中的医疗设备评级指标。另外，在公立医院的医疗设备采购目录里，应该首选中国原创好产品。
二、总结推广把中国原始创新医疗器械技术作为医疗服务项目纳入省级医保地区的经验。
三、将“微无创医学”纳入临床二级学科，将“微无创医学医师”纳入临床医学医师系列中的专业职称。
四、建议商务部将中国原始创新列为“走出去”优先项目，这样才能真正树起中国品牌。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鼓励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合作办医
目前，考虑到非营利性医疗资本融资困难，可允许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合作办医，但应予以规范。
为此，建议：
一、尽快制定相关法规或政策，规范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合作办医。一是进一步明确规定社会资本投入到公立医院，出资人不能分红、无权处置和收回资产；二是不允许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合作举办营利性医院或营利性医院管理公司；三是在有约束的前提下，允许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的非资本性合作；四是对于社会资本不从投资公立医院直接获利，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利，也应有所规范。
二、政府应加大监管力度。一是严格与公立医院合作办医的社会资本的准入条件，除了办医资质等条件外，需要考虑出资方背景、出资目的和宗旨等；二是对办医过程严格监管，重点监管直接和变相分红、转移资产、关联交易、超范围提供服务、公立医院行为改变等问题，并建立财务信息披露机制；三是严格退出的监管，尤其要防止事先进行资产转移；四是推进公立医院支付方式改革，改变公立医院的逐利行为。
三、稳步推进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合作办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赵平：农民也可以拥有“信得过的家庭医生”
中国有超过8亿农村人口，至少有50%的诊疗人次发生在农村。建议在农村医改的基础上，借鉴英国家庭医生模式。通过签约服务，使村医成为农民的家庭医生。村医可以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全方位、全天候为农民提供服务。
为此，建议：
一、坚持强化“村来村去”的村医签约教育体制，设立更多医卫专科学院定向为农村培养医生。
二、建立健全村医继续教育制度，让县乡医疗机构承担村医的技术支持与进修学习，提高村医业务水平和分诊能力。
三、村医薪酬是留人的关键。实现村医人均年收入35000元，达到农民人均收入的三倍。由此，村医总费用将占全国卫生总费的10%左右。他们将完成中国40%的诊疗人次。
要认真思考农村医生的战略作用，在培养、使用、扶植上狠下功夫，让中国农民拥有“信得过的家庭医生”。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中心原主任王承德：中国特色医改之路要体现中西医并重
中国的医改必须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医改之路，就是中西医并重，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医改中的作用。建议：
一、认真贯彻落实中西医并重方针，对现有束缚中医药的法规和文件进行研究和修改，制定出符合中医药资质特点的教育、医疗、科研、药品评审、成果评定等政策，有利于中医药发展。
二、成立独立的中医药主管部门，改变目前医药分家和“九龙治水”、“高位截瘫”、“小马拉大车”的局面。
三、将中药制剂改为备案制，纳入国家医保进行报销。
四、扶持民族药，把中医药经典方、名方、古方、大众方等好药纳入目录，鼓励老百姓接受中医服务，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和支持。
五、制定合理的中医药、中医服务价格。价格太低廉，会让中医院难以生存。
全国政协常委，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主任刘迎龙：缓解儿科医生短缺问题
目前我国儿科医生严重短缺，但现在对儿科医生的社会需求越来越大。
对此，建议：
一、建议成立儿科工作室，允许、支持并鼓励在职副主任医师级别以上的儿科医生开设儿科诊所或工作室，可以挂靠在社区卫生机构，利用休息时间，为社区的孩子们进行诊治。同时，出台一些相应配套政策，如，与医保接轨、对医生所开处方予以报销。
二、采取“签约服务”模式。可以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也可以和当地医疗机构结合，对异地术后患儿的后续治疗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如病情好转，可随时解约。这样可减少患儿承担的费用，也可以使医院的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三、加强儿科医师队伍的建设。现在虽然恢复了儿科招考的制度，但是报儿科的比例并不高。建议对儿科系加大倾斜政策，改善儿科医生社会待遇，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到儿科队伍里来。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曹鸿鸣：从源头上减少不合理卫生需求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应该用中医的办法，以从源头上减少疾病的发生，抑制不合理卫生需求，建议：
一、从需求侧和供给侧推动卫生保障模式由治疗为主向预防为主转型。这些年，政府已向治疗为主的医院投入大量资源，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医疗保障水平，但居民慢性病患病率增长迅速，医疗经济负担仍然较重，因此应转变医改思路，从减少病人需求和提高医疗供给量两侧同时发力。通过供给侧改革提高医疗服务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特别是加大对预防性服务的供给力度。与此同时，加大对需求侧的管理，把预防为主落到实处，为人民群众提供健康管理知识，使大家管理自身健康，减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降低对医疗服务的依赖，为医改创造较宽松环境。
二、实施“三医”联动与“三改”并行同步推进。在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的同时，同步改革医疗卫生体制，也就是“三医”联动，改善医疗服务质量。此外，要发挥好社区卫生机构治小病、管慢病、防未病多位一体的服务功能，重点探索管理健康、预防疾病的有效措施，加大对疾病预防控制的投入，做好重点流行病预防控制和慢性病的防控等工作，最终实现医疗卫生资源供需链良性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卫计委主任杨云彦：让村医由“身份”变为工作岗位
当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过程中面临一些问题，主要是，基层医疗机构推动签约服务动力不足，基层医务人员落实签约服务的动力不足，群众参与签约服务的动力不足。为此，建议：
一、完善人事分配制度，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规范培养模式，促进家庭医生规范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实行家庭医生“县聘、乡管”并向村派驻，村医由“身份”变为工作岗位；完善家庭医生薪酬制度，建立以签约服务费为主、财政补贴为补充的家庭医生薪酬分配制度体系。
二、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充分调动医疗机构积极性。建立健全偏远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签约服务财政补贴机制；将基本医保基金、公卫服务经费、签约居民自付费和财政补贴等按人头打包预付，实行节余奖励、风险分担。
三、推动健康管理实施，调动群众签约积极性。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健康管理“双签约”，为居民、特别是慢性病患者持续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提高群众主动签约积极性。
四、强化考核评价和技术支撑，保证服务质量。建立健全签约服务项目技术规范及质量标准，加强家庭医生医疗服务质量评价和监管，完善基层医疗机构风险分担机制。
全国政协常委，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高体健：推进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
当前，我国公立医院薪酬制度存在一些问题，直接导致过度医疗、“看病难、看病贵”，并带来医疗卫生领域的腐败问题。为此，建议：
一、统筹提高水平。建立一个薪酬水平较高，以基本工资为主，辅以超时超额工作的津贴补贴，以及具有中长期激励效果的奖励性工资的薪酬制度。
二、注重长期激励。提高超时超额工作津贴补贴标准；建立具有中长期激励效应的奖励性工资制度，建议覆盖约20%的医生；综合运用非经济手段，为医生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和科研条件、设立杰出医生荣誉称号、支持鼓励带薪休假等。
三、强化绩效考核。通过实施科学的绩效考核，真正做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使绩效工资重点向临床一线、业务骨干、关键岗位以及支援基层和有突出贡献的人员倾斜。
四、加强综合监管。医院主管部门应会同医保部门，充分利用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和医保结算监控信息系统加强对医生和医院行为的监控，依法严肃惩处过度医疗、滥用药品的医生。同时，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强会计和审计监督，探索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价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曹洪欣：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中医人才队伍建设
目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的发展，中医药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中医药队伍建设中仍存在问题，主要有两方面：基层的管理机构和人员不足；基层人才队伍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医改的需求，不能满足民众健康的需求。
结合对中医药发展现状的把握，就发挥中医药作用，特别是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的建设，建议：
一、从国家、民族和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完善市县中医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
二、完善政策措施，把县中医院和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人才培养和使用的重点，真正解决重心下移的问题。一方面，国家要从政策层面完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要有效地和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相结合。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兼介入放射诊断治疗中心主任凌锋：加强医改中的人事和财务管理
管好钱、管好人是医疗体制改革中很重要的两个方面。
管好钱就是管好医保的钱，管好财政的钱，这对于减少老百姓的医疗费用，缓解“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至关重要。在我国现有的2万多所医院中，一部分应该由国家全部养起来，一部分应该走向社会。建议由第三方专业管理医保基金，并对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共同经营的医院进行综合管理。
在管人方面，建议进行大部制改革，成立国家健康委员会，以健康中国的理念面向世界。同时，建议从各个方面鼓励和教育医务人员，形成全社会尊重医务人员的良好氛围。
全国政协常委，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教授田玉科：重视医院文化建设
公立医院面临的困境，既有政府投入不够、体制机制不顺等外部原因，也有医院内部缺少人文关怀、忽视精神追求的自身原因。医疗机构的主动作为，自我革新，改革管理模式，特别是加强文化建设，也应是改革的重要内容。对此，建议：
一、创建人性化的医院服务文化。确立服务理念，以“患者需求至上，倡导合作医学”理念指导，对医院进行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心的合理布局，提供全面人性化服务。强化医疗质量与病人安全，建立完善的各项医疗管理制度和质量管理系统，编写各科诊疗常规，提高运用新技术、新成果诊治疑难病的能力。提供完美医疗服务，树立“医患关系零距离，患者满意零投诉”的服务目标。实行开门评院，加强医患沟通。
二、践行无私奉献的公益文化。组织医务人员参加“援非”、“援藏”、“援疆”、“支援农村”等活动。帮扶基层医院，开展青年志愿者工程。
三、推行良好的医院行为文化。创建学习型医院，构建较为完善的终身学习体系。实施医院形象塑造、党风廉政教育和职业道德建设、骨干人才培养、职工素质教育、职工文体活动工程。
全国政协委员，何氏眼科医院院长何伟：民营医院应与公立医院享受同等待遇
2010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印发实施一系列鼓励社会办医的文件，给民营医院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然而，相对于公办医疗机构，社会办医还存在一定问题。就此，建议：
一、政府应加大对医疗人文精神、职业道德、文化价值的倡导和对典型事例的宣传，传播正能量。
二、社会办医疗机构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民营医院从业医生应在职称晋升、科研成果评奖、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等方面拥有同等权利；在满足当地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前提下，严控公立医院床位规模的扩增。民营医院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应及时给予医保和新农合定点资格。
三、转诊受限问题。应给患者自主选择权，基层医院治不了的病，由就诊患者自主选择上级医院。也就是说，对于符合条件的民营医院，应该列入可转诊的上级医院目录。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预防腐败局原专职副局长崔海容：预防和打击药品领域腐败行为
我国在药品和医用耗材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新药”审批过宽、过滥；海量企业和药品规格，价格管理部门无法科学、规范地核算成本；环节多、秩序乱，商业贿赂、洗钱现象猖獗；监管力量薄弱、手段有限；注册管理不规范；市场混乱价格虚高；进口产品垄断市场。
对此，建议：
一、规范注册行为。对药品、医用耗材名称、剂型、规格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管理，在药品最小包装上增印出厂完税价格，进口药品增印到岸价格。
二、完善集中采购办法。推行两票制，鼓励跨区域联合采购，建立进口药品、高值耗材国家统一谈判机制。
三、促进合理用药。推行临床路径管理，采取处方负面清单管理，落实处方点评、高价药品耗材目录，利用大数据实施重点监控。
四、建立医疗信息服务平台。公开药品、耗材等价格信息，让患者评医评药，实现部门信息互联互通，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监管。
五、建立企业黑名单制度。让患者、医生对无效药、假药实施品评，迫其退市，对出现商业贿赂或严重违规的药品企业，取消供货资格。
六、开展专项治理。建立医药监管部门与检察、公安、工商等执法部门的联防联控机制，坚决查处制假售假、商业贿赂等违法案件。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建议中央电视台设立健康频道
从三方面谈设立健康频道这一话题：
从疾病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疾病应该是防在先，治在后。现在我们边治边防，效果不理想，理想的方式应该是边防边治。健康知识的宣传就是预防疾病的基础，有了知识，对疾病的发生发展才能知情，生活中才能有备，预防才能有效。
对于健康宣教来讲，权威性、准确性、普及性尤为重要。从这个角度，电视媒体无疑更适合。在众多电视台中，中央台具备规模、影响力、权威性，理所应当担起健康宣教重任。开设一个专业健康频道，对全国百姓来讲，是一件幸事，对行业来讲，也有深远影响。
怎样办效果更好？首先要动用各种可能手法。根据不同话题，用多种电视手法呈现。其次是主持人，健康养生类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参与度高，要与嘉宾展开交谈，亲自操作演示，甚至要作为角色进入情节。要用亲身示范让受众了解，将自身情感恰如其分揉进字里行间。
成功的健康节目不仅传播治病的医疗知识，而且传输防病的健康理念。每当跟医药、健康相关的事发生的时候，请专家做权威解读，也可以平息社会上很多负面舆论和评价。
全国政协委员，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董事长冯丹藜：鼓励创办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医疗机构
一、为大力改善社会办医的舆论环境，鼓励民营医院和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需要做好舆论宣传工作，形成全社会的共识。在发票管理上，有的地方将民营医院服务与足疗等服务同列的做法应该改变。
二、在防病层面多做一些工作，让大家首先有一个健康的意识和生活方式。应该特别重视中小学生近视率奇高的问题。
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实现“互联网+医疗”深度融合
卫生信息化是深化新一轮医改的重要任务和机遇。通过信息化与医疗卫生体系深度融合，信息化带来的效率提升、流程再造、模式创新也为进一步提升卫生行业管理水平、提升医疗机构运行效率、提升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提供了众多可能性。为此，建议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变可能为现实。
一、支撑政府提升管理水平。一是基于大数据分析科学制定标准。二是利用信息化支撑过程管理。三是利用大数据开展科学评价。
二、支撑医院提升运营水平。一是建立全面预算管理信息系统，涵盖预算编制、执行、控制、协调、考核等各环节，以量化数据与信息化技术支撑医院全过程管理。二是推进业务流程再造。三是支撑人事薪酬改革。四是促进转变发展方式。
三、支撑群众提高健康水平。信息化支撑医改，必须给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通过信息化，一方面，支撑加强前端的连续全程居民健康管理。另一方面，支撑建立医院与患者之间的新型服务关系。同时，应通过信息化优化医院就医流程，改善医疗服务方式，实现医疗资源使用效率与患者就医体验“双提升”。
九州通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刘兆年：取消政府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
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需建立一个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这一机制应从以下几方面解决问题：
一、把确定药品采购价的权利归还给医疗机构，使医疗机构成为真正的药品采购和使用主体，政府只管药品的医保支付价。
二、政府主管部门对医保支付价进行动态调整，可两年调整一次。
三、对于专利药和独家品种，可根据药物经济学的原理，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谈判方法，根据中国市场容量和消费水平，由政府主管部门组织相关专家，在公开、公正和透明的原则下，与供应商谈判确定最高零售价。
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发挥互联网技术在医改中的作用
互联网已经变成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数据也已经变成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这些变化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下面结合医疗体制改革谈三点建议：
一、明确互联网和数据在医疗体制改革中的战略作用。技术的发展对医疗卫生的帮助是全局性的，从药的研制到医疗资源的分配，到影像资料的使用，再到医院的体制，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
二、明确互联网和数据在药品供给保障机制中的核心作用。互联网数据平台可以对接电子处方的问题、费用支付的问题、医疗保险的问题，所以在药品集中保障方面，如果把互联网和数据用好将会产生重大意义。
三、明确互联网和数据在完善全民医疗服务和医保体系中的基础作用。互联网和数据可以使我国相对不足的医疗资源得到更好地利用，但是不应把简单的信息化系统等同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因为信息化系统实际上是一个管理系统，不是一个服务系统。
参加调研的委员们认为，医改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没有可以完整复制的经验。2009年以后，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医改成就巨大。调研所到的各省区市积极推进多项改革，也都取得明显成效。但这些成绩主要体现在局部环节和部分区域，离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和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需求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突出的问题有：一是整体推进的格局尚未形成，有的先行地区往往成为改革“孤岛”，举步艰难。二是“三医”联动在多数地方尚未真正实现。三是医保支付制度改革相对滞后。四是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建立进展缓慢。五是基层人才匮乏、积极性调动不充分。
为此，建议：
一、对政府而言，要立足中国国情，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当前，我国虽然已经基本建立起全民医保制度，但保障水平还很低。因此，加大政府投入仍是近期医改的主要目标之一。同时，也要引导社会舆论，使大家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引导人民群众的合理预期与确保财政投入同样重要。
二、对公立医院而言，要正确处理独立法人地位和医院公益性之间的关系。在取消药品加成的情况下，应尽快建立起补偿机制。
三、对医务人员而言，一方面，要切断医生与医药代表之间的利益链条、切断医生开药与医院分配之间的联系，减少大处方和不必要的过度检查，让医生回归看病本职。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医院人事薪酬制度改革，让医务人员体面地获得合理报酬，稳定医疗队伍。
四、对患者而言，要在全社会进行科普教育，让大家认识到医学是有局限性的、医生不是什么病都可以治好。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医患纠纷，节约医疗资源。同时，对医闹行为必须及时依法制裁，旗帜鲜明地爱护和保护医务工作者。
五、政府要加大改革力度，形成部门合力。此前医改效果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的部门为维护部门利益，相互掣肘。建议中央进一步研究“大部制”改革问题，为减少部门之间的摩擦和阻力，增进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创造更好的体制和机制环境。
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蔡威：推广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制度
日前，已审议通过《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但真正落实《指导意见》，还面临不少问题。一是签约优势不明显，居民缺乏签约动力。二是人事薪酬政策支持不足，从业者积极性亟待提升。三是分级诊疗机制与家庭医生制度衔接不够，医疗机构缺乏主动推进意愿。四是制度保障有待完善，政府责任仍需强化。
为此，建议：
一、建立患者基层诊疗激励机制。确定优先对象和原则，重点选择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签约；提供便捷服务，吸引签约者；实行差别化报销政策，如签约对象利用基层服务报销比例可明显高于医院及未签约对象，签约对象住院可降低起付线、提高报销比例等。
二、建立医生激励机制。完善绩效工资政策；医生收入与签约服务数量及质量挂钩；可借鉴国外经验，引导医学生在获得执业医师资格后，下沉社区担当一定年限的家庭医师后再行分流就业。
三、鼓励签约服务制度多元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鼓励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包括在职和已退休的）开办私人诊所；允许符合条件的社会医疗机构开展签约服务；个体经营者或合伙承包经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四、加大监管力度。加大宣传力度，促进民众积极性；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研究、加强对民营医疗机构的医保金监管，避免补充、助力的设计初衷演变为挤占、妨碍社区家庭医师服务的不良后果。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高炜：推动按病种付费的医保支付方式
我国目前主要采用“按服务项目支付”和“总额预付”两种支付方式。这两种支付方式虽然各有优点，但都无法兼顾治疗效果和费用控制的目标。而按诊断相关组付费（DRGs），更能引导规范医疗机构和医生的诊疗行为，发挥激励与约束的双重作用。
为此，建议：
一、政府各有关部门应尽快达成共识，明确将按病种付费作为当前医改的核心与重中之重，坚定推行。
二、确定阶段性目标，采用先易后难、先简单后复杂的方法，及时对分组、权重、费率进行调整，医保管理部门与医疗机构相关专家共同确定最终病种支付标准，争取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全面推开。
三、推进卫生信息化建设，保证DRGs付费质量和监管。以医院管理和电子病历为重点，大力推进公立医院信息化建设，完善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化平台，在行政管理和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之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
四、推进统一的疾病编码，规范医院病历首页质量，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尽快培养出一批懂医疗、能够满足需要的编码人员，并适当增加相应编制。同时希望建立和完善社会化专业管理体系和队伍。
五、建立监督检查队伍。对医疗机构的诊断选择、编码的准确性提供指导和监管，保证DRGs付费制度顺利实施和医疗保险的合理有效使用。
六、完善配套政策，允许医院将控制成本而产生的结余的一部分用于医生的收入分配；在药品耗材信息公开、财务手续规范透明、医院按照进价向患者提供服务的前提下，允许医院议价，以低于政府招标价的价格购进药品和耗材。
全国政协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胡晓义：多种支付方式并行 守住总额控制底线
一、支付方式改革应把控费作为优先目标。从现实看，医改以来，医保筹资增幅并不慢，但同期基金支出更猛，居民医保支付增幅更快。从规律上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生命和健康的价值追求提升，医疗需求旺盛，医疗技术的超前发展又助推了这种需求。如不加强控制，有限资源永远无法满足无限需求。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财政增幅收窄、社保开始降费率背景下，医保筹资增幅不可能维持高位，更应严格控费。
二、现阶段只能多种支付方式并行，守住总额控制底线。项目付费、人头付费、病种付费、DRGs是主要的4种方式，各有优势。现阶段，只能多种方式并行，各用于适宜条件，复合式管控。无论采用何种支付方式，都应有一个总额的“笼子”。有了总额控制的笼子，也给医疗机构一个预期导向，有利于其加强内部预算管理。
三、瞄准支付方式的更优目标，做好基础工作。如果推行按病种付费，就应下决心规范各主要病种临床诊疗路径，即使不能马上全国统一，至少应在省或较大区域内大体统一；DRGs被普遍认为是更优的支付方式，但推行前提至少是医疗术语、诊断分类等医疗技术标准要统一规范。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卫计委主任屈谦：建议建立全国药品交易所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贵”问题，药品、耗材价格虚高是重要原因之一。取消药品政府定价后，如何确定其合理的价格？在医保全国联网中如何确定药品报销参考价？药品采购中如何保障公平与效率？这些都是医改中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2010年，重庆市成立药品交易所。它作为一个地方性平台，虽然卖方市场实现全国化，但买方市场还局限于重庆地区，其价格发现和平台服务等功能作用发挥还不够。因此建议对重庆药品交易所的经验进行评估，以此为基础，建立全国统一或按大区划分的药品交易所。具体建议：
一、建立统一平台，健全服务功能。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破除行政和区域壁垒。平台要具备准入、交易、结算、追溯、评价、监管、智能物流和大数据集成分析等核心功能。
二、改革联动，完善政策配套。推行医保通过药交所平台支付，促使医院平台采购；实行医保DRGs支付方式；完善药物经济学评价机制、药品价格监测和动态调整机制，创新药和专利药价格保护机制，通过市场手段促进药品形成合理价格。制定交易环节行政规章。
三、建立“三位一体”监管体系，保障健康运行。国家成立药品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系统性和综合性的政策，对交易所和交易各方统一监管。各监管部门利用交易平台的全流程电子监管和追溯功能，加强药品质量、交易行为、资金流向等方面监管。交易所实施对交易、配送、结算、诚信评价等全流程和买卖配三方监管。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探索医保新筹资方式和用途
我国基本医保制度自建立以来，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保障水平逐步提高，在保障参保者基本医疗需求、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面临医疗费用快速上涨、基金赤字不断扩大等问题。
对此，建议：
一、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为重点，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要改革医保支付方式，以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按床日付费、总额预付等多种付费方式为基本元素组成合理的复合式支付方式。在考虑支付方式改革时，既要考虑医疗费用控制，也要考虑与医疗服务行为监管和质量评估相结合保证医疗服务的质量，保障参保人权益。
二、改革医保经办管理方式，整合各项基本医保的经办，提高经办管理水平，加强对经办机构的激励约束。
三、基本医保坚持适度保障，健全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待遇调整机制。同时鼓励发展各类补充医疗保险，建立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四、改革完善基本医保筹资政策。一是加强职工医保的统筹保险功能。二是健全城乡居民医保稳定可持续筹资机制，合理确定政府和个人分担比例。探索建立引导城乡居民长期参保的机制。
全国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何维：加强医改统一领导提高综合效能
当前，医改的相关体制机制在逐渐形成，有些试点经验为深化改革开辟了新的实践空间。但体制机制障碍问题仍突出。
为此，建议：
一、强化领导机制，组织多部门联动改革。建议在中央层面，出台“三医联动”的实质性改革方案，提升医改系统性设计水平，提高改革政策制定和落实的综合效能。在地方层面，由地方党政一把手任医改领导小组组长，确保各部门的联合、协调、协同行动。
二、把医保体制改革作为“三医联动”的突破口。建议创新管理体制，建立独立的医保基金管理机构，统一经办“三保”，作为第三方机构独立运行；加大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力度，将其与临床诊疗路径、分级诊疗等有机衔接；统一和调整医保目录，提高国产创新药品、器械耗材和优质仿制药的比重。
三、营造有利于医改的工作氛围，鼓励突破原有政策的创新探索。建议允许医改试点地区进行探索，赋予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对已有试点地方和项目进行评估，积极推广已成熟的医改经验；扩大医改试点地区，探索建立区域医学中心，并与社保、社会治理、新型城镇化等改革发展相衔接，通过更综合的举措破解医改难题。
四、建立问责机制，切实保证医改措施落实到位。建议加大中央政府对各部门和地方医改措施落实的监督力度；公开医改措施与进度信息，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将医改成效作为领导干部和职能部门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
全国政协常委，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院协会会长黄洁夫：改进医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机制
医疗体制改革应重视人才的问题，改进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的机制问题。
为此，建议：
一、完善医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与使用的管理体制。在国家层面应建立领导机构，加强医学教育有关部门的职能，解决好学制、人才层次、职称、编制等问题的深层次矛盾。建立“分级诊疗”与优秀人才下沉基层的政策，其中“全科医生”体系建设的关键在于教育部与卫生计生委协作完善“毕业后教育”，使医学生成为专科医生和全科医生两种类型人才，且全科医生应与医学学位衔接、行医执照认定接轨，切实保障全科医生的权益，同时，大型公立医院医务人员也应有下基层工作的责任和义务。
二、构建多层次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完善我国“5+3”和“3+2”的医学院校本、专科教育，且“研究性大学”的办学方向应兼顾实用性医学人才的培养与生命科学的发展；建议由教育部和卫计委共管的医学院校及附属医院，牵头承担我国医学“毕业后教育”的体系建设。
三、调动医务人员参与医改的积极性。政府应建设一个以医生为主体的自由流动的“人力资源”市场。同时，激励医务人员创新医疗服务模式，让医务人员积极投身医改，为病人提供更方便、高质量的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关节二科主任温建民：中医在医改中不能缺位
近几年，中医药积极参与医改，取得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各地落实医改中中医药相关政策进展不平衡；制约中医药特色优势发挥的体制性及机制性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不少地区没有落实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政府对中医医院投入倾斜”的政策要求。
为此，建议：
一、进一步发挥中医药在基本医疗制度及非基本医疗制度创建中的优势和特殊性。在基本医疗制度中，增加中医药基本医疗服务供给。在非基本医疗制度中，放开中医多点执业政策及举办中医诊所医疗机构管理政策措施，调动中医药专家的积极性，提供多样化服务。
二、尽快出台中医药法。从法律层面明确中医药的地位和作用，将中医药方针政策法律化、制度化，建立中医药事业发展稳定的保障机制和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制度。
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制定医改政策中突出向基层中医药倾斜。将一些符合条件的中医诊疗项目纳入基本医保支付范围，逐步提高中医诊疗项目收费标准和报销比例，研究鼓励中医药提供和使用的医保付费方式，合理体现中医药人员技术劳务价值。
四、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领导。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各地落实扶持促进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医科大学医卫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授王智彪：应鼓励国产医疗设备产业的原始创新
我国一些企业在原始创新大型医疗器械的技术发明、医疗方案的制定和人才队伍的建设方面，已具备了一定基础。但要进一步做大、做强，需要有更好的政策环境。
为此，建议：
一、在医院等级资质评定中，把原始创新大型医疗设备的配置作为医院等级评定五大标准内容中的医疗设备评级指标。另外，在公立医院的医疗设备采购目录里，应该首选中国原创好产品。
二、总结推广把中国原始创新医疗器械技术作为医疗服务项目纳入省级医保地区的经验。
三、将“微无创医学”纳入临床二级学科，将“微无创医学医师”纳入临床医学医师系列中的专业职称。
四、建议商务部将中国原始创新列为“走出去”优先项目，这样才能真正树起中国品牌。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鼓励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合作办医
目前，考虑到非营利性医疗资本融资困难，可允许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合作办医，但应予以规范。
为此，建议：
一、尽快制定相关法规或政策，规范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合作办医。一是进一步明确规定社会资本投入到公立医院，出资人不能分红、无权处置和收回资产；二是不允许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合作举办营利性医院或营利性医院管理公司；三是在有约束的前提下，允许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的非资本性合作；四是对于社会资本不从投资公立医院直接获利，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利，也应有所规范。
二、政府应加大监管力度。一是严格与公立医院合作办医的社会资本的准入条件，除了办医资质等条件外，需要考虑出资方背景、出资目的和宗旨等；二是对办医过程严格监管，重点监管直接和变相分红、转移资产、关联交易、超范围提供服务、公立医院行为改变等问题，并建立财务信息披露机制；三是严格退出的监管，尤其要防止事先进行资产转移；四是推进公立医院支付方式改革，改变公立医院的逐利行为。
三、稳步推进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合作办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赵平：农民也可以拥有“信得过的家庭医生”
中国有超过8亿农村人口，至少有50%的诊疗人次发生在农村。建议在农村医改的基础上，借鉴英国家庭医生模式。通过签约服务，使村医成为农民的家庭医生。村医可以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全方位、全天候为农民提供服务。
为此，建议：
一、坚持强化“村来村去”的村医签约教育体制，设立更多医卫专科学院定向为农村培养医生。
二、建立健全村医继续教育制度，让县乡医疗机构承担村医的技术支持与进修学习，提高村医业务水平和分诊能力。
三、村医薪酬是留人的关键。实现村医人均年收入35000元，达到农民人均收入的三倍。由此，村医总费用将占全国卫生总费的10%左右。他们将完成中国40%的诊疗人次。
要认真思考农村医生的战略作用，在培养、使用、扶植上狠下功夫，让中国农民拥有“信得过的家庭医生”。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中心原主任王承德：中国特色医改之路要体现中西医并重
中国的医改必须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医改之路，就是中西医并重，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医改中的作用。建议：
一、认真贯彻落实中西医并重方针，对现有束缚中医药的法规和文件进行研究和修改，制定出符合中医药资质特点的教育、医疗、科研、药品评审、成果评定等政策，有利于中医药发展。
二、成立独立的中医药主管部门，改变目前医药分家和“九龙治水”、“高位截瘫”、“小马拉大车”的局面。
三、将中药制剂改为备案制，纳入国家医保进行报销。
四、扶持民族药，把中医药经典方、名方、古方、大众方等好药纳入目录，鼓励老百姓接受中医服务，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和支持。
五、制定合理的中医药、中医服务价格。价格太低廉，会让中医院难以生存。
全国政协常委，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主任刘迎龙：缓解儿科医生短缺问题
目前我国儿科医生严重短缺，但现在对儿科医生的社会需求越来越大。
对此，建议：
一、建议成立儿科工作室，允许、支持并鼓励在职副主任医师级别以上的儿科医生开设儿科诊所或工作室，可以挂靠在社区卫生机构，利用休息时间，为社区的孩子们进行诊治。同时，出台一些相应配套政策，如，与医保接轨、对医生所开处方予以报销。
二、采取“签约服务”模式。可以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也可以和当地医疗机构结合，对异地术后患儿的后续治疗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如病情好转，可随时解约。这样可减少患儿承担的费用，也可以使医院的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三、加强儿科医师队伍的建设。现在虽然恢复了儿科招考的制度，但是报儿科的比例并不高。建议对儿科系加大倾斜政策，改善儿科医生社会待遇，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到儿科队伍里来。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曹鸿鸣：从源头上减少不合理卫生需求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应该用中医的办法，以从源头上减少疾病的发生，抑制不合理卫生需求，建议：
一、从需求侧和供给侧推动卫生保障模式由治疗为主向预防为主转型。这些年，政府已向治疗为主的医院投入大量资源，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医疗保障水平，但居民慢性病患病率增长迅速，医疗经济负担仍然较重，因此应转变医改思路，从减少病人需求和提高医疗供给量两侧同时发力。通过供给侧改革提高医疗服务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特别是加大对预防性服务的供给力度。与此同时，加大对需求侧的管理，把预防为主落到实处，为人民群众提供健康管理知识，使大家管理自身健康，减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降低对医疗服务的依赖，为医改创造较宽松环境。
二、实施“三医”联动与“三改”并行同步推进。在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的同时，同步改革医疗卫生体制，也就是“三医”联动，改善医疗服务质量。此外，要发挥好社区卫生机构治小病、管慢病、防未病多位一体的服务功能，重点探索管理健康、预防疾病的有效措施，加大对疾病预防控制的投入，做好重点流行病预防控制和慢性病的防控等工作，最终实现医疗卫生资源供需链良性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卫计委主任杨云彦：让村医由“身份”变为工作岗位
当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过程中面临一些问题，主要是，基层医疗机构推动签约服务动力不足，基层医务人员落实签约服务的动力不足，群众参与签约服务的动力不足。为此，建议：
一、完善人事分配制度，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规范培养模式，促进家庭医生规范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实行家庭医生“县聘、乡管”并向村派驻，村医由“身份”变为工作岗位；完善家庭医生薪酬制度，建立以签约服务费为主、财政补贴为补充的家庭医生薪酬分配制度体系。
二、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充分调动医疗机构积极性。建立健全偏远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签约服务财政补贴机制；将基本医保基金、公卫服务经费、签约居民自付费和财政补贴等按人头打包预付，实行节余奖励、风险分担。
三、推动健康管理实施，调动群众签约积极性。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健康管理“双签约”，为居民、特别是慢性病患者持续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提高群众主动签约积极性。
四、强化考核评价和技术支撑，保证服务质量。建立健全签约服务项目技术规范及质量标准，加强家庭医生医疗服务质量评价和监管，完善基层医疗机构风险分担机制。
全国政协常委，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高体健：推进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
当前，我国公立医院薪酬制度存在一些问题，直接导致过度医疗、“看病难、看病贵”，并带来医疗卫生领域的腐败问题。为此，建议：
一、统筹提高水平。建立一个薪酬水平较高，以基本工资为主，辅以超时超额工作的津贴补贴，以及具有中长期激励效果的奖励性工资的薪酬制度。
二、注重长期激励。提高超时超额工作津贴补贴标准；建立具有中长期激励效应的奖励性工资制度，建议覆盖约20%的医生；综合运用非经济手段，为医生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和科研条件、设立杰出医生荣誉称号、支持鼓励带薪休假等。
三、强化绩效考核。通过实施科学的绩效考核，真正做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使绩效工资重点向临床一线、业务骨干、关键岗位以及支援基层和有突出贡献的人员倾斜。
四、加强综合监管。医院主管部门应会同医保部门，充分利用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和医保结算监控信息系统加强对医生和医院行为的监控，依法严肃惩处过度医疗、滥用药品的医生。同时，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强会计和审计监督，探索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价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曹洪欣：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中医人才队伍建设
目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的发展，中医药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中医药队伍建设中仍存在问题，主要有两方面：基层的管理机构和人员不足；基层人才队伍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医改的需求，不能满足民众健康的需求。
结合对中医药发展现状的把握，就发挥中医药作用，特别是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的建设，建议：
一、从国家、民族和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完善市县中医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
二、完善政策措施，把县中医院和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人才培养和使用的重点，真正解决重心下移的问题。一方面，国家要从政策层面完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要有效地和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相结合。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兼介入放射诊断治疗中心主任凌锋：加强医改中的人事和财务管理
管好钱、管好人是医疗体制改革中很重要的两个方面。
管好钱就是管好医保的钱，管好财政的钱，这对于减少老百姓的医疗费用，缓解“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至关重要。在我国现有的2万多所医院中，一部分应该由国家全部养起来，一部分应该走向社会。建议由第三方专业管理医保基金，并对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共同经营的医院进行综合管理。
在管人方面，建议进行大部制改革，成立国家健康委员会，以健康中国的理念面向世界。同时，建议从各个方面鼓励和教育医务人员，形成全社会尊重医务人员的良好氛围。
全国政协常委，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教授田玉科：重视医院文化建设
公立医院面临的困境，既有政府投入不够、体制机制不顺等外部原因，也有医院内部缺少人文关怀、忽视精神追求的自身原因。医疗机构的主动作为，自我革新，改革管理模式，特别是加强文化建设，也应是改革的重要内容。对此，建议：
一、创建人性化的医院服务文化。确立服务理念，以“患者需求至上，倡导合作医学”理念指导，对医院进行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心的合理布局，提供全面人性化服务。强化医疗质量与病人安全，建立完善的各项医疗管理制度和质量管理系统，编写各科诊疗常规，提高运用新技术、新成果诊治疑难病的能力。提供完美医疗服务，树立“医患关系零距离，患者满意零投诉”的服务目标。实行开门评院，加强医患沟通。
二、践行无私奉献的公益文化。组织医务人员参加“援非”、“援藏”、“援疆”、“支援农村”等活动。帮扶基层医院，开展青年志愿者工程。
三、推行良好的医院行为文化。创建学习型医院，构建较为完善的终身学习体系。实施医院形象塑造、党风廉政教育和职业道德建设、骨干人才培养、职工素质教育、职工文体活动工程。
全国政协委员，何氏眼科医院院长何伟：民营医院应与公立医院享受同等待遇
2010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印发实施一系列鼓励社会办医的文件，给民营医院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然而，相对于公办医疗机构，社会办医还存在一定问题。就此，建议：
一、政府应加大对医疗人文精神、职业道德、文化价值的倡导和对典型事例的宣传，传播正能量。
二、社会办医疗机构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民营医院从业医生应在职称晋升、科研成果评奖、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等方面拥有同等权利；在满足当地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前提下，严控公立医院床位规模的扩增。民营医院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应及时给予医保和新农合定点资格。
三、转诊受限问题。应给患者自主选择权，基层医院治不了的病，由就诊患者自主选择上级医院。也就是说，对于符合条件的民营医院，应该列入可转诊的上级医院目录。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预防腐败局原专职副局长崔海容：预防和打击药品领域腐败行为
我国在药品和医用耗材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新药”审批过宽、过滥；海量企业和药品规格，价格管理部门无法科学、规范地核算成本；环节多、秩序乱，商业贿赂、洗钱现象猖獗；监管力量薄弱、手段有限；注册管理不规范；市场混乱价格虚高；进口产品垄断市场。
对此，建议：
一、规范注册行为。对药品、医用耗材名称、剂型、规格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管理，在药品最小包装上增印出厂完税价格，进口药品增印到岸价格。
二、完善集中采购办法。推行两票制，鼓励跨区域联合采购，建立进口药品、高值耗材国家统一谈判机制。
三、促进合理用药。推行临床路径管理，采取处方负面清单管理，落实处方点评、高价药品耗材目录，利用大数据实施重点监控。
四、建立医疗信息服务平台。公开药品、耗材等价格信息，让患者评医评药，实现部门信息互联互通，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监管。
五、建立企业黑名单制度。让患者、医生对无效药、假药实施品评，迫其退市，对出现商业贿赂或严重违规的药品企业，取消供货资格。
六、开展专项治理。建立医药监管部门与检察、公安、工商等执法部门的联防联控机制，坚决查处制假售假、商业贿赂等违法案件。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建议中央电视台设立健康频道
从三方面谈设立健康频道这一话题：
从疾病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疾病应该是防在先，治在后。现在我们边治边防，效果不理想，理想的方式应该是边防边治。健康知识的宣传就是预防疾病的基础，有了知识，对疾病的发生发展才能知情，生活中才能有备，预防才能有效。
对于健康宣教来讲，权威性、准确性、普及性尤为重要。从这个角度，电视媒体无疑更适合。在众多电视台中，中央台具备规模、影响力、权威性，理所应当担起健康宣教重任。开设一个专业健康频道，对全国百姓来讲，是一件幸事，对行业来讲，也有深远影响。
怎样办效果更好？首先要动用各种可能手法。根据不同话题，用多种电视手法呈现。其次是主持人，健康养生类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参与度高，要与嘉宾展开交谈，亲自操作演示，甚至要作为角色进入情节。要用亲身示范让受众了解，将自身情感恰如其分揉进字里行间。
成功的健康节目不仅传播治病的医疗知识，而且传输防病的健康理念。每当跟医药、健康相关的事发生的时候，请专家做权威解读，也可以平息社会上很多负面舆论和评价。
全国政协委员，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董事长冯丹藜：鼓励创办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医疗机构
一、为大力改善社会办医的舆论环境，鼓励民营医院和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需要做好舆论宣传工作，形成全社会的共识。在发票管理上，有的地方将民营医院服务与足疗等服务同列的做法应该改变。
二、在防病层面多做一些工作，让大家首先有一个健康的意识和生活方式。应该特别重视中小学生近视率奇高的问题。
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实现“互联网+医疗”深度融合
卫生信息化是深化新一轮医改的重要任务和机遇。通过信息化与医疗卫生体系深度融合，信息化带来的效率提升、流程再造、模式创新也为进一步提升卫生行业管理水平、提升医疗机构运行效率、提升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提供了众多可能性。为此，建议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变可能为现实。
一、支撑政府提升管理水平。一是基于大数据分析科学制定标准。二是利用信息化支撑过程管理。三是利用大数据开展科学评价。
二、支撑医院提升运营水平。一是建立全面预算管理信息系统，涵盖预算编制、执行、控制、协调、考核等各环节，以量化数据与信息化技术支撑医院全过程管理。二是推进业务流程再造。三是支撑人事薪酬改革。四是促进转变发展方式。
三、支撑群众提高健康水平。信息化支撑医改，必须给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通过信息化，一方面，支撑加强前端的连续全程居民健康管理。另一方面，支撑建立医院与患者之间的新型服务关系。同时，应通过信息化优化医院就医流程，改善医疗服务方式，实现医疗资源使用效率与患者就医体验“双提升”。
九州通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刘兆年：取消政府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
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需建立一个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这一机制应从以下几方面解决问题：
一、把确定药品采购价的权利归还给医疗机构，使医疗机构成为真正的药品采购和使用主体，政府只管药品的医保支付价。
二、政府主管部门对医保支付价进行动态调整，可两年调整一次。
三、对于专利药和独家品种，可根据药物经济学的原理，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谈判方法，根据中国市场容量和消费水平，由政府主管部门组织相关专家，在公开、公正和透明的原则下，与供应商谈判确定最高零售价。
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发挥互联网技术在医改中的作用
互联网已经变成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数据也已经变成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这些变化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下面结合医疗体制改革谈三点建议：
一、明确互联网和数据在医疗体制改革中的战略作用。技术的发展对医疗卫生的帮助是全局性的，从药的研制到医疗资源的分配，到影像资料的使用，再到医院的体制，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
二、明确互联网和数据在药品供给保障机制中的核心作用。互联网数据平台可以对接电子处方的问题、费用支付的问题、医疗保险的问题，所以在药品集中保障方面，如果把互联网和数据用好将会产生重大意义。
三、明确互联网和数据在完善全民医疗服务和医保体系中的基础作用。互联网和数据可以使我国相对不足的医疗资源得到更好地利用，但是不应把简单的信息化系统等同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因为信息化系统实际上是一个管理系统，不是一个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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