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自曝检疫制度隐患： 追溯制没实际意义
2016-04-13 10:18:29人民日报佚名 查看次数：401
我国养殖业长期以来形成的分散生产和自由经营现状，导致养殖场户在出栏动物时不主动报检，逃避检疫、拒绝接受检疫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加之基层检疫设备不完善，检疫手段原始落后，制度设计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成不变，使动物检疫工作面临全新的挑战，与当今社会发展与民众要求相距甚远。
现将当前基层动物检疫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综述如下，望能引起重视。
问题一：生产方式落后，质量难以控制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长期以来走的是一条小农经济道路，从业门槛低，产业规模小，众多农民以分散生产和自由经营为主，加之生产方式落后，人员素质普遍较低，管理粗放，较为原始，导致生产效率不高，质量难以控制。近年来，虽然规模化比重有了一定提升，但在广大农村，目前养殖业仍然处于小规模、低水平、无标准的状态，实施有效监管存在很大难度。
质量是生产出来的，仅靠监管不行。要从生产源头提升质量，当前必须增强人们的检疫意识和法制观念，强化生产者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提升主动报检率。
问题二：提前报检制度得不到执行，使检疫的前置程序一般难以完成，只好被动出证
长期以来，由于产销脱节，大多数养殖者不能够提前决定出栏时间，一般都是中间交易商到场临时定了价格后才能现卖现报，这样检疫员到场时往往生猪已经装车，因活体动物受称重、应激反应等影响，按规定装车后不检疫，让畜主或货主将动物卸车也不现实，况且因此发生纠纷后又面临赔偿问题，实际执行起来难度很大。由于提前报检制度不能得到执行，检疫的前置程序一般难以完成，但为了方便群众，避免发生纠纷，在保证动物临床检查健康的情况下，只好被动出证、不符合程序出证（事实上是不出不行）。
问题三：畜禽标识与动物分离，养殖户不能完整记载养殖档案，使追溯制失去实际意义
按照农业部发布的《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畜禽养殖者应当向当地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申领畜禽标识，并按下列规定对畜禽加施畜禽标识：（1）新出生畜禽，在出生后30天内加施畜禽标识；30天内离开饲养地的，在离开饲养地前加施畜禽标识；（2）猪、牛、羊在左耳中部加施畜禽标识，需要再次加施畜禽标识的，在右耳中部加施。但目前有些地方实行的是标识由乡镇站所保存，出栏时再去戴标。由于养殖户不能完整记载养殖档案（大部分根本不记录），其养殖信息的连续性、完整性、真实性存疑，且又不能执行提前报检制度，往往是现卖现报，检疫员只能在车上打标，这样动物的来源地存在隐患，究竟此猪是此猪还是彼猪，检疫员仅凭肉眼很难识别。因此，应强化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在第一次免疫时就佩戴耳标，以后按照耳标补免，既可以防止漏免情况发生，又能够保证标畜不分离，买卖、出栏时标随畜走。在实施检疫时，通过查验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没有标识和养殖档案的说明来源有问题，不得出具检疫证，从源头上保障畜禽产品的质量安全。
问题四：检疫设备不完善，检疫手段落后，使检疫质量难以保证
近年来，规模化、集约化养殖业的迅速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正面效应，也伴生许多问题，如污染加重，环境恶化，病毒的变异以及疫病发生的多样化、混感化、隐蔽化和疾病诊断的复杂化等，使动物疫病防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但目前基层检疫人员基本上还是靠着“一支体温计、一把检疫刀”进行一般性的常规检查，对潜伏期的疫病难以发现，如对非法添加物和药物残留的现场检测，仅有部分“瘦肉精”的试纸，准确程度相对较差，漏检率较高。检疫人员仅凭肉眼观察实施临床检查、查看养殖档案后（况且，大部分养殖户不能完整记载养殖档案，甚至根本不去记录），不经实验室检查检验就随即出具保证畜禽及其产品健康合格、质量安全的具有法律责任的检疫证明，显然是草率的。
问题五：基层监管力量非常薄弱，亟待调整、整合监管体制，进一步强化生产源头监管
近年来，虽“强化源头监管与全程追溯，对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意义”已成政府与社会共识，但有关部门目前仍将监管重心放在“事”后监管和市场监管方面，生产源头监管力量始终十分薄弱，这就造成了追溯制的形同虚设和生产过程监管的力不从心。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后，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阵风过后，情况又返回原点。
综观机构设置，由于将大部分的人员编制、技术力量及经费投入放在县级以上，而县级以上大多从事的是形式监管，结果是投入巨大，作用有限。而真正在县（区）以下的乡镇、村、场等基层生产一线直接从事监管的人员力量、技术装备、经费投入等非常有限，与我国畜牧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生产环节多、产业链条长、监管对象众多而又隐蔽性强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以基层乡镇站所现有的人力、物力将很难监管到位。
比如，现在的乡镇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动物卫生监督站以及原来的乡镇畜牧兽医站，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大部分也就三四个编制，本身人员就不足，平时还得占用很大精力应付上级各种会议和部门繁多的检查汇报、上报表格，导致深入基层生产一线有效工作的人员力量及时间更为不足。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加强对生产一线的直接监管力量，抓住初级农畜产品质量安全这个“牛鼻子”。
建议政府进一步调整监管体制，在人员编制、技术力量、检测装备、经费投入等方面向基层倾斜，进一步建立健全县、乡（镇）、村（场）三级监管体系，强化乡、村、场等生产一线的直接监管能力。为达到这一目的，建议将基层乡镇一级的农业、畜牧、食药、工商质监等监管机构进行整合，综合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及相应的监管检测装备，这样既可充实力量，有效利用资源，避免出现“牌子虽多、无人干事”的窘况，又可克服以前县级以上监管体制存在的“九龙治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弊端，避免发生“监管重叠、相互扯皮”的现象。
同时，要落实相应政策，提高待遇水平，稳定村级防疫员队伍。应按规定真正为每个行政村配备1名村级防疫员，使其协助兽医做好免疫注射、出栏报检、疫情报告、日常巡查等相关基础性工作，确保养殖生产中兽药、饲料添加剂的合理使用，从而杜绝非法添加，严格监管残留问题。
只有将各项监管措施真正落到实处，才能破解食品安全源头困局，这对提高我国的食品安全整体水平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作用。
现将当前基层动物检疫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综述如下，望能引起重视。
问题一：生产方式落后，质量难以控制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长期以来走的是一条小农经济道路，从业门槛低，产业规模小，众多农民以分散生产和自由经营为主，加之生产方式落后，人员素质普遍较低，管理粗放，较为原始，导致生产效率不高，质量难以控制。近年来，虽然规模化比重有了一定提升，但在广大农村，目前养殖业仍然处于小规模、低水平、无标准的状态，实施有效监管存在很大难度。
质量是生产出来的，仅靠监管不行。要从生产源头提升质量，当前必须增强人们的检疫意识和法制观念，强化生产者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提升主动报检率。
问题二：提前报检制度得不到执行，使检疫的前置程序一般难以完成，只好被动出证
长期以来，由于产销脱节，大多数养殖者不能够提前决定出栏时间，一般都是中间交易商到场临时定了价格后才能现卖现报，这样检疫员到场时往往生猪已经装车，因活体动物受称重、应激反应等影响，按规定装车后不检疫，让畜主或货主将动物卸车也不现实，况且因此发生纠纷后又面临赔偿问题，实际执行起来难度很大。由于提前报检制度不能得到执行，检疫的前置程序一般难以完成，但为了方便群众，避免发生纠纷，在保证动物临床检查健康的情况下，只好被动出证、不符合程序出证（事实上是不出不行）。
问题三：畜禽标识与动物分离，养殖户不能完整记载养殖档案，使追溯制失去实际意义
按照农业部发布的《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畜禽养殖者应当向当地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申领畜禽标识，并按下列规定对畜禽加施畜禽标识：（1）新出生畜禽，在出生后30天内加施畜禽标识；30天内离开饲养地的，在离开饲养地前加施畜禽标识；（2）猪、牛、羊在左耳中部加施畜禽标识，需要再次加施畜禽标识的，在右耳中部加施。但目前有些地方实行的是标识由乡镇站所保存，出栏时再去戴标。由于养殖户不能完整记载养殖档案（大部分根本不记录），其养殖信息的连续性、完整性、真实性存疑，且又不能执行提前报检制度，往往是现卖现报，检疫员只能在车上打标，这样动物的来源地存在隐患，究竟此猪是此猪还是彼猪，检疫员仅凭肉眼很难识别。因此，应强化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在第一次免疫时就佩戴耳标，以后按照耳标补免，既可以防止漏免情况发生，又能够保证标畜不分离，买卖、出栏时标随畜走。在实施检疫时，通过查验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没有标识和养殖档案的说明来源有问题，不得出具检疫证，从源头上保障畜禽产品的质量安全。
问题四：检疫设备不完善，检疫手段落后，使检疫质量难以保证
近年来，规模化、集约化养殖业的迅速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正面效应，也伴生许多问题，如污染加重，环境恶化，病毒的变异以及疫病发生的多样化、混感化、隐蔽化和疾病诊断的复杂化等，使动物疫病防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但目前基层检疫人员基本上还是靠着“一支体温计、一把检疫刀”进行一般性的常规检查，对潜伏期的疫病难以发现，如对非法添加物和药物残留的现场检测，仅有部分“瘦肉精”的试纸，准确程度相对较差，漏检率较高。检疫人员仅凭肉眼观察实施临床检查、查看养殖档案后（况且，大部分养殖户不能完整记载养殖档案，甚至根本不去记录），不经实验室检查检验就随即出具保证畜禽及其产品健康合格、质量安全的具有法律责任的检疫证明，显然是草率的。
问题五：基层监管力量非常薄弱，亟待调整、整合监管体制，进一步强化生产源头监管
近年来，虽“强化源头监管与全程追溯，对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意义”已成政府与社会共识，但有关部门目前仍将监管重心放在“事”后监管和市场监管方面，生产源头监管力量始终十分薄弱，这就造成了追溯制的形同虚设和生产过程监管的力不从心。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后，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阵风过后，情况又返回原点。
综观机构设置，由于将大部分的人员编制、技术力量及经费投入放在县级以上，而县级以上大多从事的是形式监管，结果是投入巨大，作用有限。而真正在县（区）以下的乡镇、村、场等基层生产一线直接从事监管的人员力量、技术装备、经费投入等非常有限，与我国畜牧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生产环节多、产业链条长、监管对象众多而又隐蔽性强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以基层乡镇站所现有的人力、物力将很难监管到位。
比如，现在的乡镇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动物卫生监督站以及原来的乡镇畜牧兽医站，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大部分也就三四个编制，本身人员就不足，平时还得占用很大精力应付上级各种会议和部门繁多的检查汇报、上报表格，导致深入基层生产一线有效工作的人员力量及时间更为不足。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加强对生产一线的直接监管力量，抓住初级农畜产品质量安全这个“牛鼻子”。
建议政府进一步调整监管体制，在人员编制、技术力量、检测装备、经费投入等方面向基层倾斜，进一步建立健全县、乡（镇）、村（场）三级监管体系，强化乡、村、场等生产一线的直接监管能力。为达到这一目的，建议将基层乡镇一级的农业、畜牧、食药、工商质监等监管机构进行整合，综合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及相应的监管检测装备，这样既可充实力量，有效利用资源，避免出现“牌子虽多、无人干事”的窘况，又可克服以前县级以上监管体制存在的“九龙治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弊端，避免发生“监管重叠、相互扯皮”的现象。
同时，要落实相应政策，提高待遇水平，稳定村级防疫员队伍。应按规定真正为每个行政村配备1名村级防疫员，使其协助兽医做好免疫注射、出栏报检、疫情报告、日常巡查等相关基础性工作，确保养殖生产中兽药、饲料添加剂的合理使用，从而杜绝非法添加，严格监管残留问题。
只有将各项监管措施真正落到实处，才能破解食品安全源头困局，这对提高我国的食品安全整体水平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