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绝号贩子，不是严打那么简单

    从外地女孩痛斥北京号贩子开始，这股针对号贩子的全民怒火，从节前一直烧到节后，假期刚过，各路媒体再度跟进。号贩子是“痼疾”，政府部门、医疗机构一直没有办法彻底“剜除病灶”。日前，本报记者实地探访北京市的几家大型医院，并采访了医院安保人员、患者、专家和官员，力图从多个视角展现和探讨号贩子整治之难。
 
    医院现场
    这边抓人 那边交易
    2月16日早7时，进出北京某知名医院的行人已经熙熙攘攘。大门外，与大多数人的行色匆匆不同，几簇三五成群的人不停在原地来回踱步，张望着周围的人群，还不时相互耳语。见有患者模样的人经过，他们就会凑上来低声询问：“专家号需要吗？”春节刚过，号贩子就“上班”了。
    记者正想上前和号贩子搭讪，突然从挂号大厅里走出十几名统一着装的安保人员，簇拥着两男两女向门诊楼旁边的警务室走去。记者赶紧向站在医院门口值守的保安打听咋回事。“这不就是抓的号贩子嘛。”保安的语气听起来好像司空见惯，“这才4个，还不算多的呢”。
    回头一看，这4个号贩子都把手揣在衣兜里，跟着安保人员不紧不慢地走着。“天天都在抓，抓也抓不完，这不那儿还有呢。”大门口的保安边说边朝门外的方向扭了扭头。
    突如其来的一幕抓捕，似乎并没有给大门外的号贩子带来什么惊扰，他们仍在踱步张望，低声叫卖专家号。
    “挂号吗？哪个科的？专家号都能挂。”见记者走过他们面前时有些迟疑，一名身穿黑色大衣的号贩子主动上来搭腔。记者表示需要挂这家医院呼吸内科某专家的号，排队挂了几天都没挂上。“这个确实挺困难，你们是挂不上的，但是我们能想办法，到马路对面等会吧，我帮你问问。”“黑大衣”语速很快，始终四处张望着，不看记者一眼。
    到了马路对面，在一家餐馆门口站着几个人，他们虽然与“黑大衣”没有太多交流，但明显彼此相熟；餐馆内，另一名号贩子正在交易。“皮肤科副主任医师，400元。四大银行的银行卡给我一张，里边别存太多钱，省得你不放心；再把就诊卡给我，你等着取号就行了，挂上号再给钱。”站在对面的患者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对方的条件，二人起身离开。这位自称来自河北省的患者，坐上号贩子的电动车往医院院区而去。
    “黑大衣”开门见山地对记者说：“我查了，能给你挂上下周二的专家号，你给我800元。”记者表示要价太高，并表示没带银行卡，“黑大衣”有些不耐烦地说：“没有银行卡就给我就诊卡，没有就诊卡就给我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就给我身份证照片，谁看病给谁的。价钱最多给你便宜100元。”没等记者说话，坐在旁边桌前的另一人开腔了：“要挂赶紧挂，刚过完年人还没那么多，再过一个星期，这个号加2000块钱都有人排队等着要。”
    “你挂的号是真的吗？”听到记者在质疑自己，“黑大衣”一边说话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一打卡片：“这些都是托我挂号的银行卡、就诊卡，你说是不是真的？干我们这行就要说到做到，如果是骗人的，还怎么可能在这里混下去。”
    最终，记者以未带银行卡和患者身份证为由离开了餐馆。出门前，“黑大衣”塞给记者一张只印有电话号码的名片。
    当天，在探访了北京市另外几家大型三甲医院后，记者发现，各大医院都有号贩子叫卖挂号的情况。一位医生告诉记者，根据实名制挂号的要求，如果一位病情危重的患者买到的号不是本人实名的，医生也不可能真的拒诊。一位医院的工作人员表示，医院已经跟号贩子斗了20多年，根本治不绝。
 
    患者家属
    号贩子真是神通广大
    家住北京的退休职工老金时常感慨，随着自己和老伴儿年龄越来越大，这几年跑医院越来越频繁，“最发愁的就是挂号，想挂的号是真挂不上啊”。最近，怀孕不久的女儿要生“猴宝宝”了，到医院建档更是难上加难。“真是没办法，不得不向号贩子求助，他们也确实神通广大，帮了大忙。”老金直呼女儿建档的经历“好神奇”。
    老金的女儿已经30多岁了，属于高龄孕妇，为了让女儿怀孕、生产的过程更加稳妥，他和家人都希望女儿能在某知名大型三甲医院建档。
    “去医院问了才知道，只有产科专家才有权限给孕妇建档，为了挂一个专家号别提多费劲了，去现场排队每次都没号，开始找的两个号贩子也没解决问题。”最终，一位朋友给了老金另外一个电话，并表示这个号贩子的“段位”较高。“自始至终我们也没见过这个人，就是通过电话联系。”老金把女儿的姓名和挂号所需的证件号码发给了号贩子，没过两天就得到了答复。
    号贩子短信通知老金，第二天上午8时以后，带上女儿的就诊卡直接到窗口挂产科专家号建档。“当时医院已经开始挂号1个多小时了，没想到递上就诊卡一下就挂上了，简直不敢相信。”成功挂上号之后，老金按照“行情”，通过微信转账向号贩子支付了400元的“辛苦费”。
    “排队排在前几个都挂不上的号，在放号后1个多小时还能轻松挂上，说明这个号可能早已在挂号系统里挂好了，就等着指定的人去取了。”老金推测。
    老金还跟记者说起了此前到医院看牙的经历。“一开始，我也是想自己去现场挂号，可是几次起大早排队都没能挂上想看的医生，最终还是找了号贩子。”老金说，现在都是网络预约挂号，号贩子怎么拿到的号，估计更难发现了。
 
    保卫处长
    斗智斗勇 两头受气
    “抓了放，放了抓，有的号贩子一年不知道进去多少次，关几天放出来还接着干，潇洒得很。倒是医院的安保人员跟他们斗智斗勇，有时候却不得不两头受气。”老李是北京一家大型三甲医院的保卫处处长，工作了十几年，说起医院治理号贩子的事，也是一脸无奈。
    老李告诉记者，医院周边的号贩子今年比往年“上班”要早，“还没出正月十五，陆续有四五个号贩子回来了”。
    对医院周边号贩子的基本情况，这位保卫处处长了如指掌。“这些号贩子分为不同的团伙，而且‘年资较高’的大多有绰号。‘蘑菇头’算是比较资深的了，在我们医院待了至少10年，最初是来给孩子看病，看着看着就看成了号贩子；‘大傻’没有家也没有亲人，看上去像个流浪汉；‘胖子’自己就浑身是病，医院里的人都不敢招惹他，一碰就可能躺地上耍赖。”
    老李表示，这些号贩子为了挣钱什么招儿都使，有耍蛮横的还有耍无赖的，“治理起来还真是没有什么好办法”。
    “有个别在医院盘踞时间较长的号贩子，随便拿张纸条写上自己的名字，到诊室不用说话就能让专家为其加号。”老李特别强调说，这并不代表专家跟号贩子有什么瓜葛，如果专家拒绝加号，他们就会找机会进行威胁，比如你的车牌号是多少吧？你的孩子是在哪个学校上学吧？你家是住在哪个小区吧？不用多说别的，这么一句句问，就让医生不得不为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担心。
    号贩子对安保人员平时的劝导和管理毫不在乎，老李说，遇到明目张胆不讲理的号贩子，情况会更糟糕，双方发生冲突也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号贩子和我们的保安打了起来，因为找不到号贩子倒卖号源的确凿证据，警察到场后也只能定性为互殴，结果竟然是保安赔了号贩子6000元。”
    在医院安保业务外包的情况下，安保人员维护正常医疗秩序、严打号贩子，确实存在一定风险。“有件事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后怕。”老李说，前几年该院组织清理严打行动，几个号贩子被堵在门诊楼二层的一个卫生间里。“直到有个号贩子从楼上摔下去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从卫生间的窗户翻出去，双手扒着窗台，身体挂在楼外边藏着，有个号贩子不小心就掉了下去。幸亏楼层不高、没摔出毛病，万一出点岔子，估计那几名临时工保安就摊上事了。”
    最让老李觉得无奈的是，在打击号贩子时，患者十有八九是不配合医院工作的，会纵容甚至保护号贩子。有一次，医院安保人员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发现，一个号贩子倒卖了两个号，每个号加价400元，共收了患者800元。“即使我们拍下了号贩子收钱交易的证据，但患者来了之后，一口咬定号贩子是自己的朋友，说是自己请他来帮忙排队，没时间请朋友吃顿饭，就给了几百块钱让他自己买点吃的。”
    老李认为，倒号被抓后的惩罚措施太无力，所以号贩子越来越猖獗。“每个月挣两三万元很轻松，即使被抓住了，顶多也就是行政拘留几天。”劳动教养制度尚未废止的时候，很多号贩子迫于可能失去人身自由一年的威慑还有所收敛，劳教废止以后这些人更加肆无忌惮，有些人甚至还做起了“老板”。
    “号贩子‘刚创业’的时候，也是自己起早贪黑到窗口排队挂号，然后加价卖给外地患者。现在，‘打下江山’的号贩子都是雇人排队，有些雇佣的还是外地陪床的患者家属，本来晚上陪床也没事干，很容易达成协议。”老李告诉记者，有时候排队靠前的位置就相当于一个专家号，光一个排队位置就能卖七八百元。“号贩子的很多猫腻我们都清楚，但我们根本没有行政执法权；即使有执法权，如果买卖双方达成攻守同盟也没什么办法，很难去给他们定性。”
    老李告诉记者，春节过后刚上班，院长就针对整治号贩子专门给保卫处开了会，“我们的目标就是不让号贩子迈进医院的大门”。但实施起来很困难，号贩子经常反问：“医院是公共场所，我为什么不能进来？”
    老李说，经常在医院周边出没的号贩子，保卫处都有名单和照片，“但有名单也没办法”。
 
    知名专家
    加号必须见患者本人
    “我有一个习惯，每接诊一位患者都会问一问他的号是怎么挂上的，这么长时间我基本上也摸出了规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周福德说，随着患者数量增加，这几年自己出诊的号源变得越来越紧俏，在号贩子手里被炒的价格也是越来越高，“号贩子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门诊秩序，我也一直在试着想办法帮助更多患者不再被号贩子加价坑骗”。
    在肾脏疾病领域，周福德是全国知名专家，慕名前来找他看病的患者越来越多。周福德每次出诊都写门诊日记，记录自己接诊患者的基本信息。如果患者的号是从号贩子手里买的，周福德会细心地在挂号凭条上注明挂号渠道，在他保存的资料中，记者发现这些凭条上分别写着400元、800元、1200元、1400元不等的价格。周福德说：“我每周出4个半天门诊，除一个全预约门诊不对外挂号外，每次门诊开放15个号。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前6个号大多是通过号贩子挂出去的，还有一部分号是我之前诊间预约出去的，真正由患者本人挂到的号并不多。”
    周福德说，在窗口排队挂号的号贩子主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提前拿到患者的就诊信息，以患者的名义实名挂号；另一种是使用非患者本人的信息，先把号挂出来再卖出去。“现在都是实名就诊，后一种情况的号贩子必须到医生这里退号，然后再用患者的信息重新挂号。”周德福清楚地记得，一个号贩子以家人不能来就诊为由，要求退号，然后转手就将这张号卖给了一位患者。“看见‘第42号 退补10’这几个字的时候，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退号是上了号贩子的当。”
    虽然只对外开放15个号，周德福总是加号接诊40名左右的患者，想尽力稀释号贩子可以榨取的利润。“也有号贩子直接到诊室要求加号，有的不加号就大吵大闹，说医生没有医德；有的进来就说孩子病情危重，正在急诊室等着。总之都有五花八门的道道儿。”周德福说，自己在诊间加号有一个原则，就是必须见到患者本人。
    周福德建议，医院应加大全预约门诊的开设比例，只接受医生复诊加号，“这样能在更大程度上确保真正急需的患者看上病”。对于医院与号贩子内外勾联倒卖号源的说法，周德福说：“我认为医生是不会参与这种违法勾当的，成为一名专家需要几十年的学习和经验累积，医生不会因为这样的不法行为影响自己的职业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