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医院杏林院区刘家俊：防治艾滋他在第一线
有患者从外地来等半个月也要排刘家俊的号。
志愿者展示防艾标志红丝带。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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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刘家俊，1958年生，湖北人，主任医师，现任第一医院杏林院区副院长，感染性疾病科主任。1998年作为引进人才到厦门市中医院传染科工作，2006年1月调任厦门市第一医院，同年杏林分院传染科大楼启用后正式接手艾滋病防治工作。
半生从医，刘家俊已是传染病专家，有患者从外地来等半个月也要排他的号，但鲜有人知道他的另一个身份。
“老刘啊，又查出艾滋病了。”电话里这样唤一声，刘家俊就得把日子放在杏林分院传染病大楼里过了。离退休还有五年，挂着杏林分院副院长职务的他，却还在一线值班，照顾那些艾滋病患者。
杏林分院的传染病大楼建起是2006年，那时老刘刚调到第一医院传染科，只接触过个别艾滋病人。大楼建起后，他响应号召，成了第一批驻扎进来的医务人员，和挺身而出的兄弟们一起，被不解的目光包围。
【老刘逸事】
“小气”不开药
刘家俊嗓门大，站在第一医院感染病门诊走道口，就能听到他喊:“说了不给开药，就是不开，控制得很好，还吃什么药！”这个“爆脾气”的男医生，常拧着性子不满足病人要求——这个检查不给做，那个药水不给开……可他诊室门口却总是排着队，有人骂骂咧咧地走，最后还是满心感恩地来。
“他够直、够拧巴，但也够意思。”患者小雅(化名)说，刘家俊是个好医生。
“不是小气不开药，我明知道他的病情稳定，吃药反而是负担。”刘家俊摆着手招呼下个患者，还跟人家絮叨:“你可别学他，明明没必要还找药吃。”语毕，大家都笑了起来。
大方垫药费
刘家俊的病历书写工整，能认字的人都知道他的药方，他也乐得给病人指条明路，“吃完了不用再来医院，药店就能买，便宜还方便。”老刘就这样送走一个又一个患者。有时候，遇上没钱的，他会根据情况换个检查项目，或者直接掏出几十块、几百块帮人家垫药费。
“前段时间护士长给了我两百块钱，说是一个病人还给我的，我都不太记得了。”老刘说，“这些年感染科很多医护人员都有给病人贴钱的经历，这些人不想家人知道病情，偶尔会医药费不够。”让这些医生们欣慰的是，借出去的钱总会悉数还回来，不管是过了几周、几月或是几年。
A
不怕
病人一“赖”五年
老刘悉心照料
老刘守在一辆救护车外三天，送饭送水，买烟买收音机，就为等发脾气的小夏想通了下车。
“那时候一听是传染病科，还要在这管艾滋病防治，护士们都不敢来，还有人宁可辞职也不干。”老刘点起烟，猛吸一口，摇摇头，“当时对传染病和艾滋病了解不多，怕也能理解。不过我无所谓，反正这些年都是和传染病打交道，只是换些人，换种病，没事儿。”
就这样，老刘认识了患者小夏。
2007年，在厦打工的河南人小夏视力突然下降，检查结果是视网膜炎症，手术日期都定好了，但医生验血时赫然发现他的HIV呈阳性。人们立刻把他隔离起来，住单独的屋子，用专门的痰盂，吃饭也是独自一人。老刘接到报告后，看到的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已然焦躁无常的小夏。
老刘不带手套，不戴口罩，推开门大大咧咧地在小夏床边坐下，小夏被眼前这个医生“镇住”了。握手、交谈、检查，老刘让小夏的情绪一点点放松下来。老刘说，艾滋病人对病毒的恐惧远大于人们对他们的恐惧。在怕被社会嫌弃，怕被家人遗弃，怕活不下去的重压下，艾滋病人极其敏感，总是设法挑战医护人员的底线。
小夏的“反抗”不止是不好好吃药、不好好吃饭，他还会跑去其他病房恐吓病友，驱赶好心的护士。即便老刘在小夏身上费了不少心思，这个对生命绝望的年轻人还是会在暴躁时，把医生办公室的窗户砸烂了一次又一次，直到他们最后不得已换上铁窗。家里人撒手不管，小夏生命的最后五年都是在老刘们的照顾下熬过的。
“他闹起来我也烦，也会批评他。”说起这些，老刘倒也实在，小夏常年不回家，在医院一“赖”就是5年。可话虽这么说，这个粗犷的男医生还是一直帮助着小夏。比如，守在一辆救护车外3天，送饭送水，送吃的，买烟买收音机，就为等发脾气的小夏想通了下车。
今年，被艾滋病折磨太久的小夏离开了，在轰隆隆的时代奏鸣曲里，他只是个听不清的微小音符，死的时候只有老刘这些医护人员沉默着道再见，也只有他们懂得，“艾滋”背后一段又一段黯淡下来的人生。
B
不弃
延续病人生命
不要败给艾滋
“我希望当时的科学能和现在一样，那样我就可以坚定地告诉她，我会帮你再活30年。”
“以前，很多人会说得艾滋病的都不是什么好人，但其实患病的很多都是受害者。”老刘这辈子，最不忍看到的，就是艾滋病传染给无辜的生命。年轻女孩燕子（化名）就是一个。
1998年，老刘作为引进人才从湖北荆州来到厦门市中医院，那时燕子是刚从某个小县城走出来的大学生。为了供弟弟读书，她在厦门找了家待遇还不错的私企，没想不久就被老板下药强暴。事后，女孩觉得身体不适，上了趟医院却拿回一张艾滋病诊断书。
站在生与死的交界线，个中苦涩不是所有人都能吞咽。瘦削的女孩穿过医院长长的走廊，就好像用尽全身力气穿过了世俗的眼光。“她很绝望，一边觉得生活没着落，一边还想着要供弟弟读书，要挣钱养家。”老刘叹着气，“我希望当时的科学能和现在一样，那样我就可以坚定地告诉她，我会帮你再活30年。”当时，他只能给女孩开些有效的药，多鼓励她几句。后来，他再也没有见过那女孩。
也许是这份遗憾，让老刘在遇见小姑娘安安（化名）后，拼全力想拖住她的生命。这是他正式从事艾滋病防治后遇到的首个未成年病例。女孩父母在厦打工，12岁之前她都是留守儿童，12岁来厦后严重叛逆，和父母关系紧张，一年也不回家几次，16岁因严重肺炎送进医院时，被确诊为艾滋病。
“一开始她不让我们告诉家里人。”老刘懂女孩的心思——已经和家里关系紧张了，得了艾滋病很可能会被嫌弃。为了给她信心，老刘去找孩子家人沟通。母亲说:“不认了，我家没这个女儿。”他就拉住父亲，主动向他分析女孩的病情，说孩子才十多岁，好歹能拼一拼。
几个月后，安安体内的病毒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看着治疗一天天有了效果，女孩母亲也重新回到病床前。老刘说，那个时候是真的开心，不仅是女孩的生命有了延续，更重要的是看到一个没败给艾滋病的家庭。
C
呼吁
医者拿出勇气
填补治疗缺口
“照顾艾滋病人的确具有危险性，但我们有科学的防备体系，能够为医护人员提供保障。”
坐在杏林分院的传染病大楼里，老刘唯一的担心，是厦门如今治疗艾滋病的力量还不够。
“第一医院传染科是市里目前唯一收治艾滋病人的，但我们主要的工作还在管理病人上，治疗体系不是特别成熟。”老刘说，他们的工作多是诊断、督促吃药、控制病情，如果遇上病情危急的，也会收住救治，厦门也有治疗得很好的案例，但对一些病人，他们还是会建议转到福州去，“那里有更好的治疗条件。”
“厦门如今从事这一行的医生就是十几个吧，人手还是有些缺。”在老刘看来，这种缺口不仅是社会对这份工作重视不够，也是医者勇气的缺口，“照顾艾滋病人的确具有危险性，我们的医护人员存在大量职业暴露的可能，之前就有个护士给患者扎针后，拔针头不小心戳到了自己。”老刘说，但是他们有科学的防备体系，能够为医护人员提供保障，那位护士也在紧急处理后，没有被病毒感染上。
常年和病患打交道，老刘直率的性格也有了弹性，但并不意味着可以触及他的底线，比如不负责的医疗新闻摆在眼前，他会愤怒地表达不满，吼一声:“从医是个良心活，我们医生这行当是出败类比率最低的职业”。他说他喜欢白岩松，因为那个“戴眼镜的文弱书生”，会用公平的视角解读他的职业。
穿着有点发黄的白大褂，老刘在医院走廊向前走，他觉得肩上担子太重，他说最近单位派出年轻有为的同事去上海接受培训，为的是把厦门的艾滋病、传染病和肝病的治疗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他说，艾滋病防治一直在进步，十年前不敢轻许病人的承诺如今可以兑现了，以后肯定还会更好。
【相关新闻】
全球目标:
后年根除母婴传播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今年我国活动主题仍为“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的《2013年世界艾滋病日报告》显示，随着各国防治艾滋病的努力不断增强，2012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及艾滋病相关疾病致死人数继续下降。截至2012年底，全球共有353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国际社会为实现“零新发感染、零歧视以及零死亡”设立了明确可行的全球目标，包括到2015年向1500万人提供抗逆转录治疗，根除母婴传播，减少50%通过性传播的新发感染等。
（据新华社电）
【本地链接】
厦门行动:
艾滋防控进校园
本报讯 （文/记者 崔昊 通讯员 潘浩
图/陈立新）昨日上午，厦门检验检疫局与集美大学轮机工程学院联合举办了一场“口岸艾滋病防控进校园活动”，通过专家讲座、宣言签名、免费检测、健康咨询等形式让学生们科学认识艾滋病，正确对待艾滋病，共担责任,共享未来。
记者从厦门检验检疫局了解到，自1991年该局检出福建省首例艾滋病感染者以来，截至2013年11月底，已累计从出入境人员中检出58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中国籍42例、外籍16例，外籍中东南亚9例，欧美4例，非洲2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