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救助站否认殴打记者 称其疑似精神病

      【导读】湖南《三湘都市报》记者扮聋哑人暗访救助站，称被工作人员缚手围殴。长沙救助站回应称其情绪失控，工作人员在误以为其精神异常且担心其口袋有危险物品的情况下，与其发生肢体接触，无违规行为。

长沙救助站负责人说明当晚情况。

详细介绍当晚的监控录像内容。

公布当晚与暗访记者父亲通电话的录音。

登记系列表上暗访记者的学历被填写为“半文盲”。

      红网长沙1月9日讯 (记者 易征洋 摄影冯钧 )流浪老人为何被束缚在冰冷的担架上？暗访记者在长沙救助站到底经历了什么？救助站工作人员在工作程序上有无违规行为……

      今天，长沙市救助站就《一个记者的“恐怖救助”之旅》做出情况说明。站长黄智谋表示，因暗访记者戴鹏在救助站内出现情绪失控，工作人员在误以为其精神异常且担心其口袋有危险物品的情况下，与其发生肢体接触，并无违规行为。

      按惯例，对待特殊救助对象可进行行为控制

      关于“三人围殴，死缚双手，死摁双脚，膝盖顶头部”的报道。黄智谋解释说，因当时戴鹏由公安干警护送到救助站，根据以往惯例，只有特殊对象(精神病人、智障人员、肢体残疾、未成年人等)才由公安干警护送到救助站，当时护送到站的公安干警多次询问其身份也未问出什么结果，且是按无名氏交接的，在救助站工作人员看来，此人可能有特殊情况。

      所以，当戴鹏情绪激动地走向进入窗口接待办公室门边，工作人员发现其裤口袋鼓囊得很大又不说自己随身携带何物品时，工作人员因担心其携带的是危险物品，出于保护在站的其他求助人员的情况下，才无奈上前制止可能发生的过激行为。

      “工作人员在戴鹏左右两边抓住他的双手，想让他将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并未出现记者所描述的围殴、死缚双手，死摁双脚，膝盖顶头部等行为。”黄智谋说。

      黄智谋说，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在发现戴鹏口袋鼓囊对其进行检查的原因是：去年10月，国家民政部下发了《民政部关于陕西省勉县救助管理站站长程锦华同志因公殉职情况的通报》(民函[2012]311号，《通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要指导救助管理机构全面规范工作流程，切实加强安全管理。要加强对求助人员的甄别，发现恶意求助、寻衅滋事的，及时报公安机关进行处置。要加强入站管理，及时做好受助人员安全检查。发现受助人员携带易燃、易爆、有毒、腐蚀性等危险物品，一律予以没收；发现其携带锐(利)器等可能造成人员伤害的危险物品，一律代为保管；发现管制刀具和其它违禁物品的，一律报公安机关予以处置。要开展经常性巡视，及时掌握受助人员的思想动态，对情绪暴躁、精神异常等人员依法依规采取应对性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现在想走？晚了！”是为确保特殊对象的安全

      关于放弃救助“现在想走？晚了！”的报道。黄智谋解释，在救助站工作人员认为戴鹏是特殊对象的前提下，根据国务院381号令和民政部两个规范要求，为确保特殊对象的安全，特殊对象不能自行放弃救助或离站，而是需与其监护人或当地政府联系确认后，才能或由家人接返或由救助站工作人员护送返乡，工作人员完全是按相关工作程序办理，并未违规操作。

      黄智谋说，其实工作人员也并未说“现在想走？晚了！”这样的话语。后来，是戴鹏看装疯卖傻不能离站的情况下，才告知救助站工作人员其父亲的电话号码，在救助站工作人员与其父亲通话并确定其是具有正常行为能力的人后，救助站工作人员马上给其办理了手续，并让其离站。

      被捆老汉已送精神病院医治

      关于记者目击：老汉手脚被捆，救助站内呼救的报道。黄智谋说，当时到长沙救助站求助的老汉名叫李谷庭，51岁，广东揭阳人。1月7号晚由特巡警岳麓大队杨警官护送到站内。当时杨警官填写的引导护送情况注明此人为精神异常，且护送来时已将此人捆绑，用担架抬到市救助站求助，将其捆绑并非救助站工作人员所为。

      黄智谋说，当时护送来站的警官称该人在外面咬了他一口，有暴力倾向，为避免其进一步伤害他人，所以才将此人捆绑并用担架送到救助站求助。后经精神病医院驻救助站医生诊断，此人系精神异常，根据医生安排，直接送精神病医院医治。记者来时，此人正等待送往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

      黄智谋表示，被捆老汉“下嘴唇处一圈血迹已经凝结成痂。”并非市救助站工作人员所为。另外，关于报道所说的“大约一个多小时后，这名老人不知所踪。”的问题。市救助站当班工作人员称，记者当时看到工作人员将老人护送上了救护车，并询问了老人要去哪里，而工作人员也告诉了记者老人将送到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但记者却报道称老人不知所踪。

      长沙救助站称，大多数救助对象习惯了流浪生活

      黄智谋做出情况说明后，就事件细节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被捆老汉在等待精神病医院救护车的一个多小时，为什么躺在温度接近冰点的救助站大厅地面上？

      黄智谋：按照市里的规定，疑似精神病人的求助人员，必须送往医生指定的救助地点。当时救助站的值班人员并不多，都在处理记者暗访的事情，两个事搅在一起，就耽误了时间。

      记者：为什么大多数流浪人员都不愿意主动来救助站接受救助？

      黄智谋：这里面原因很多，大多数救助对象已经习惯了流浪的生活，所以不愿意前来救助站接受救助。而且按照规定，长沙救助站不能给受救助人员提供现金，只能提供食宿，导致不少流浪人员不愿前来。

      黄智谋还表示，长沙救助站愿意接受任何部门的调查，欢迎所有新闻媒体的如实监督，共同做好救助管理工作。经调查核实，属于长沙救助管理站的问题，无论是什么问题，无论涉及到谁，都将受到严肃处理，绝不姑息。也欢迎记者各种形式的暗访和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但是请按照程序来，否则可能造成误会，长沙救助站会完善和加强流程和程序。

      近日，记者假扮流浪汉体验长沙救助站生活。起初拨打10次救助电话未打通，后在警察帮助下成行。待警员离开后，救助站人员将记者双手束缚摁在地上，并用膝盖顶着记者头部，称现在想走晚了。同时，救助站里另有老年人被双手反捆躺在担架上，自称被打并向记者求救。

      【新闻前提】

记者扮聋哑人暗访救助站 被工作人员缚手围殴

1月7日23点50分，长沙市救助管理站大厅，一名老年流浪者躺在担架上，无助地看着记者。

　　2012年12月下旬，在长沙雨花区一桥下，一名流浪者冻死;今年1月3日，长沙开福区一桥下，另一名流浪者冻死。

　　短短数天，两起人命，他们缘何拒绝温暖不去救助站?

　　本报记者特地走近长沙流浪者，体会他们最真实的世界。

　　不准拘禁或者变相拘禁受助人员;不准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或者唆使他人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

　　——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推行。

　　24年不入

　　流浪者为何不愿去救助站

　　1月6日22时，长沙解放西路人流鼎沸，栾卫东也开始忙碌起来：他身穿军大衣、棉鞋棉裤，手拎着一个大塑料编织袋在垃圾筒里仔细翻拣着。

　　这种在长沙深夜拾荒的生活，栾卫东已经过了近三年，此前他已在全国流浪了21年，下过新疆的小煤窑、进过河南的黑砖厂……2009年，他来到长沙，“长沙要暖和一点。”

　　三年中，志愿者、警察，甚至路边的居民都曾劝他：去救助站吧。每次他都是笑笑婉拒。“救助站最终都把人送回家，如果我能在家生活，还出来流浪做什么?”栾卫东说，他也曾在其它城市进过救助站，但因为感觉“像犯人一样”，就再也没去过。

　　本报记者连续一周在长沙调查了近20名流浪者发现，尽管他们都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但几乎无人愿去救助站，宁愿在桥洞、地下通道、工地边、火车站等地拾荒度日。

　　救助站到底怎样?本报派出记者戴鹏，以流浪者身份全程体验。

　　无法接通

　　连续十次未打通救助电话

　　1月7日21点，记者与栾卫东一同站在解放西路太平街口。

　　此时的记者，身披一件栾卫东给的破棉衣。“完全认不出来。”一旁的栾卫东说。

　　很快， 途经市民发现了记者，拨打了长沙市天心区救助管理站的电话。

　　21点38分，市民拨打第一个电话时，无人接听。此后连拨四个电话，均是占线。第六个电话，拨通却无人接听，接下来四个电话，又全是通话中。十个电话后，记者仍无法取得救助。

　　21点44分，市民拨打110求助。

　　21点49分，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打来电话问明情况。

　　21点55分，两名民警到达现场，认真询问情况后，和市民一起将记者搀扶上车，直接送往位于窑岭的长沙市救助站。

　　三人围殴

　　死缚双手，死摁双脚，膝盖顶头部

　　22点30分左右，证实记者未饮酒后，长沙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同意提供相应的救助。

　　约五分钟后，民警离开，现场气氛骤变。

　　“你叫什么?住哪里?”记者抬起头，发现救助站工作人员已是满面寒霜。

　　因为改扮的是聋哑流浪者，记者未作回答。几度询问后，因未获答复，工作人员音调渐高。

　　这时，一名工作人员突然冲上前来，绕到记者背后，将记者双手死死束缚。紧接着，另外两名工作人员冲上前来，死死地摁住记者。

　　眼见殴打可能升级，记者呼救：“救助站不能打人的，救助站不能打人的……” 一工作人员一边说：“不打你，不打你”，一边却突然将记者重重地绊倒在地板上。

　　随后，两名工作人员将趴在地上的记者双脚死死摁住，瞬间，记者无法动弹，呼吸困难。

　　放弃救助

　　“现在想走?晚了!”

　　“我不接受救助了，我要出去，我要出去!”被摁在地上，记者眼冒金星，感觉几欲晕厥，无奈告饶。

　　“现在想走?晚了!”用膝盖顶着记者头部的救助站工作人员出言不逊。

　　“按国家规定，受助者可以自愿接受救助站的救助，也可以自愿放弃救助站的救助，救助站不能限制接受救助的流浪者人身自由。”记者说出理由后，同样遭拒。

　　最后，记者迫于无奈告诉工作人员远在浙江老家的父亲的电话，在父亲与工作人员交涉要求放人后，工作人员才将记者松开。

　　随后，长沙市救助站工作人员拿出一份表格，要求必须在这份表格上写上“自愿放弃救助”、签上名字、按好手印才同意记者离开救助站。

　　当晚11点左右，记者离开了长沙市救助站，此时距记者走进救助站还不到40分钟。

　　记者目击

　　老汉手脚被捆 救助站内呼救

　　23点30分，本报另一路记者进入救助站接应戴鹏，却意外发现，此时救助站大厅地上放着一副担架，上面正躺着一名老年流浪男子。

　　他双手被白色麻绳反捆在背后，绳子深深地勒进衣服里;双脚小腿处被胶带绑在一起。他使劲地想坐起来，但根本无能为力，最终只能半仰着身子，向记者呼救：放开我，放开我!

　　途经老人身旁的记者赶紧蹲下身子，靠近他询问为何被捆绑，老人只是拼命哀求：“你先把我放开，放开我的脚，让我坐起来。”

　　记者看到，他花白的头发、破烂的衣裳、下嘴唇处一圈血迹已经凝结成痂。当记者问他是否挨过打时，他点了点头，眼角涌出泪水。

　　“我是记者，不是救助站的，没有权力放开你!”一听这话，老人家眼色顿时黯淡下来，再也没有理睬记者。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这名老人不知所踪。

　　记者手记

　　他们为什么拒进救助站

　　我们为什么无法解答

　　一

　　2003年3月，公民孙志刚在收容站遭暴打离世。

　　十年后，下一场大雪来临前，一个求助者，在长沙救助站遭遇围殴。他是记者戴鹏。

　　如今，“收容”早已更名“救助”。若改动的只是词语，那芸芸众生应当权衡：如果某天，我也流浪街头……

　　去年岁尾，一名流浪男子冻死在雨花区桥下;1月3日，另一名流浪男子冻死在开福区桥下。

　　“他们为什么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愿去救助站?”这是最大的疑问。

　　如果我们是一名求助的流浪者，我们将会遇见什么?这是采访的起点。

　　记者戴鹏，以一名流浪者的身份体验救助站，在长沙下一场大雪来临前。

　　我们本想替那些不愿进救助站的流浪者们，体验救助之路;我们本想看看那些温暖的救助细节，感受温暖之路;我们本想告诉那些迷失的人们，找到回家的路。

　　二

　　当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将戴鹏送进长沙市救助站。

　　没有嘘寒问暖，没有热饭热茶，没有御寒衣被。

　　起初是救助者皱眉品评：吸毒?醉汉?其后是冰冷拷问……

　　或许，这只是他们的流程;或许，这只是他们的习惯;或许，还有太多的或许。

　　最终，在监控视频里，一个画面将冰冷定格：两名工作人员死死地摁住他的脚，一名工作人员狠狠地用膝盖顶着他的头部……

　　数分钟后，他不堪忍受高喊：“我不要救助，我要出去!”

　　事情由难变易，打人者收工，他离开了救助站。人民路上雪犹未融，天地依旧祥和。

　　这是这场体验的黑色终点。

　　三

　　面对一身伤痕，此前的悬疑追问似乎已无需再解。

　　流浪心酸，安睡不易。流浪，但常思家园之暖;落魄，却有血有肉有尊严。

　　不饮盗泉之水，不受嗟来之食。

　　他们不是城市的伤疤，他们考验城市的胸怀。

　　于之前湮没无闻的被打流浪者而言，戴鹏所遭受的虐行，一拳一脚实际上都打在每个流浪者的生存权上。在他之前，谁能想象当另一名流浪者被送入此门，遇见了什么?

　　孙志刚离开后，他的墓碑上刻有：“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三湘都市报记者 邹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