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名医故事（五）——吴瑞甫

　　1933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主张“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开业，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歇业。”消息传出，举国哗然。而在东南沿海的蕞尔小岛厦门，却有一介布衣勇敢地站了出来，慷慨陈词，大声疾呼。他就是闽南名医吴瑞甫。

      1.悬壶济世，举人避世为良医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吴瑞甫出生于同安的一个七代中医世家。

      吴瑞甫，名锡璜，字瑞甫，号黼堂，自幼接受儒家蒙童教育，又饱受医家氛围濡染，14岁即开始研读《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19岁在县学诸生年考中获得第一，20岁成为县学廪生；24岁时，到他的同安家中求医问诊者已是络绎不绝；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31岁的吴瑞甫参加福建省乡试，考取举人，获得广西候补知县的资格。

      此时，清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况，身为同安最后一届科举举人的吴瑞甫，淡薄功名。无心从政，决计秉承儒家“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古训，继承父业，开始其悬壶济世、精研医学的人生旅途。

      由举人而从医，吴瑞甫是闽南第一人。从这方面讲，吴瑞甫是名副其实的儒医。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自述道：“先君子以医为吾家世业，自明迄清，相沿已久，不宜中断，训瑞习医……奉命以来……日惟兢兢，恐不称职。是稍有获利，即广置医籍，所批阅医书，达千余本。”

      在吴瑞甫看来，“仁心”是医家的最基本的要求。他施诊不分亲疏、不论贫富，在张贴的《医例》中申明“家资清淡者不论医资”。求诊病人多时，即便日已过午，他也细心应对，丝毫不敢疏忽松懈；遇有病家要求出诊，即使在夜半三更，他总是有求必应。他经常念叨的信条是：“病家有痛方求于吾，若自恃怠慢，何为医也！”有一件事最能表现吴瑞甫的医德：新加坡有一富翁患肝部肿瘤，经吴瑞甫治疗痊愈后，该富翁向吴瑞甫求购贵重补药。在一般医生看来，此为赚钱之良机。吴瑞甫却不为所动，淡然说道：多吃萝卜，便是补药。

      中医典籍佶屈聱牙、极为深奥，读懂已属不易，遑论其他。但吴瑞甫却能凭借深厚的古文功力，师承古训不拘泥，含英咀华阐新义。

      宋政和年间（1111－1117年）由朝廷组织人员编纂成书的《圣济总录》采辑历代医籍要点，并征集民间验方和医家献方，内容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等多科疾病，以及针灸杂治、养生等理论，收录药方近20000首，全书多达200卷；南宋名医陈言（字无择）编撰的《三因极——病症方论》一书共l8卷，分180门类，录医方1050余条，内容包括内、外、五官、妇、儿等各科病症。这两部巨著是宋代医学家对汉唐以来中医理论的继承、总结和发展，基本上代表了当时中医学说的最高水平。

      但是，吴瑞甫认为它们都有“尚未尽意”“精谬并存”的不足之处。他上溯《内经》《伤寒论》等传统经典，博采众长，同时结合家传医技和自身的实践，通过校正、删补、评点、注释等方法，对卷帙浩繁的两部医著进行逐条梳理，全面审订，“务期病理学理阐发精当，俾习医者不至徒事理想为世鄙夷。”即便是《伤寒论》这样的被中医界奉为圭臬的名著，吴瑞甫也能深入其中，撷其要旨，识其精华，弃其糟粕。他所撰写的《伤寒讲义》《伤寒纲要》，在张仲景原著的基础上，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博采百家，融会新知，并根据多年临床所得真知，结合南方地理、气候特点，将温病与伤寒熔铸于一炉，不但在学术上独树一帜，而且具有更强的实用价值。

      吴瑞甫一生著述盛丰，仅医著就有《校订圣济总录》、《评注陈无择三因方》、《中西医温热串解》、《删补中风论》、《奇验喉症明辨》等，编印医学教材有《伤寒纲要》、《四时感症讲义》、《诊断学讲义》、《卫生学》、《儿科学》、《身体学讲义》等16种，主编《厦门医药月刊》、《国医旬刊》等医学杂志。民国十二年还出任《同安县志》总纂。

      3.天风海涛，熔铸中西为一炉

      吴瑞甫力挺中医，但他对西医却从来没有门户之见。

      自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外国传教士将西医传入厦门，到民国九年（1920年）吴瑞甫在开元路“退补斋”应诊，中、西医在鹭岛并存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五方杂处的特殊文化格局，为吴瑞甫接触、了解西医提供了便利。他在其医学讲义中写道：“近以西人医术日新月异，从师访道，弥益勤劬。凡有译本，不惜善价购求，朝夕考稽，必求得其所以然之故而后已。”

      但是，吴瑞甫并不盲目崇洋。他用中医学说辨证论治理念及耳闻目睹的临床病例衡量西医的用药，中肯地指出：“西药固速效而失之剧烈，用偶不当，害亦随之”。几年后，这一观点就被医疗界的实践证明是极有远见的。在他看来，中、西医“不必有分门别户之见，亦不必有尊中抑西之心。德无常师，取善为师。”他就曾经治愈过多位经西医诊治无法痊愈的病人。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吴瑞甫在为中医传习所、国医专门学校编著的诊断学、卫生学、儿科学、内科学、妇科学、身体学、杂病学、传染病学等讲义里，都溶入了当时西方医术关于检查、测量、诊断、细菌说、解剖学等内容。在《中西脉学讲义》、《中西温热串解》、《中西内科学》等医著中，更是直接将中、西两套不同学术体系的理论和临床实际相互对照比较、互相参证，特别是将西医借助器械仪表“辨病”的长处与中医望闻问切、辨证论治的传统相结合，“于微妙中参益微妙，于精细中更求精细”。他自称：“锡璜才浅愿宏，每欲熔铸中西学说，冶为一炉。三十年来，手不释卷，评选诸书，动则盈尺。”

      稽考中西医结合的历史渊源，吴瑞甫即便不是最早的倡议者，也可跻身最早的实践者、最早的成功者之列。   

       4.为保国粹，布衣也敢傲王侯

      正因为中医理论造诣已臻炉火纯青且学贯中西，在汪精卫等人刮起废止中医的旋风时，吴瑞甫才有底气挺身而出。

      1933年6月，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国医条例》时，对中医大加抨击，指责“中医言阴阳五行，不懂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渺茫”，主张“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开业，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歇业。”

      须知，此时的汪精卫并非后来人人得而诛之的汉奸，而是国民党内的二把手，他的话具有令行禁止的绝对权威。果然，是年12月15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由《国医条例》改名的《中医条例》，将咨文送达行政院，却被汪精卫扣住，不予公布。1934年1月召开全国医师公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汪精卫在会上又发表长篇讲话，攻击中医“不科学”，宣称“如果谁有中西医并存的观念”，就会使医学“陷入非科学的歧途”。

      传统的医学自民国初开始，就受到一批新派人物的批判。这种批判以中医学本身的原发性糟粕以及混迹其间的庸医误人事例作为依据，在思想方法方面，或多或少夹杂着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片面性。经过多年的抗争，中医界好容易才争取到为中医立法从而保证生存的机会。就在这关键时刻，汪精卫公然跳出来大肆鞭挞，使得中医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

      面对汪精卫的所作所为，时任中央国医馆厦门支馆馆长的吴瑞甫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在厦门国医专门学校创办的《国医旬刊》发刊词中，全面分析了中、西医的寸长尺短，呼吁中医界抛弃固步自封、萎靡不振的陋习，“既勤求古训，应濡染新知”，勇敢面对“医学说之文化竞争，药物学舶来品之经济侵略”，批评汪精卫等人全盘否定中医的行径：“对于国医既未尝涉其藩篱，亦未曾经试验，直门外汉而已，何能知其中之奥妙何在。以不得门而入着，徒腾口说，  排痛骂……多见其不知量耳！”言辞激烈，不留情面。

      真正的儒家从来就是重气节、明大义的。在吴瑞甫的一生中，堪称每临大事有正气。

      为了保存中医传统文化，提高厦门乃至闽南地区中医队伍的素质，吴瑞甫于1928年在思明东路创办厦门中医传习所，对本埠的开业中医进行全面培训；1933年在厦禾路创办厦门国医专门学校，开设两年制的研究班和4年制的本科班。当时，官方未将中医教育列入民国政府的教育系列，并三令五申，下令各地的中医教育机构不能称为“学校”，福州的“三山国医学校”就被迫改称“三山国医社”。
 
      但吴瑞甫面对来自政府的压力，毫不畏惧。此事被诉诸公堂，吴瑞甫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据理力争。最终，厦门国医专门学校成为福建省惟一保持“学校”称谓的中医教育机构，为中医界争得教育、培养人才的正当权利。

      疾风知劲草，时穷节乃见。辛亥革命前夕，吴瑞甫毅然参加中国同盟会，任同安青年自治会会长，为同安光复立下汗马功劳；民国八年，因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委派的县长的贪污劣迹而遭到迫害，他宁肯离乡背井也不屈服。

      最为令人称道的事情，是厦门沦陷期间，日寇数次派人荷枪实弹前往他在鼓浪屿的临时居所，软硬兼施，逼迫他出任维持会会长、伪厦门市市长等职。吴瑞甫坚辞不就，最终在友人的协助下，脱逃至新加坡，这才躲过了杀身之祸。

      抵星岛后，他假同安会馆行医，继续治病救人、办学育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