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医院纠纷背后,多少利益假汝医疗事故之名
文 | 陈述根本
不同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医疗资源整体不均衡、相对紧张的态势,近年来,受益于国家鼓励社会办医的政策支持,加之我国人口基数高、消费能力以及健康意识不断增强等原因,民营医疗服务迎来蓬勃发展,逐步成为我国医疗服务资源中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在可预测的巨大市场前景的另一端,是民营医疗服务医患争议下的民意滔滔。持续发酵的“爱芬医生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1月4日,在“患者”艾芬公开发声质疑爱尔眼科后的一周后,爱尔眼科给出了关于艾芬就诊过程的核查报告,否认了白内障手术和艾芬视网膜脱落的直接关联。而这,显然不是艾芬想要的答案。
艾芬的不幸是多种偶然因素的叠加,但作为医疗方的爱尔眼科显然具有无可推卸的责任。目前,此事仍未有定论,但也已经折射的高速扩张民营医院的面临隐患,这值得我们警钟长鸣。
民营医院强劲增长
民营医院作为非政府公办,具有私人性质的医院,近年来得到了长足发展,对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具有重大意义,已经成为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新医改以来,我国政府就为推进多元化办医格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鼓励民营医院发展。“十三五”以来,实质性的政策更是不断出台,进一步破除社会办医隐形壁垒。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9 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指出“明确不同级别和类别医疗机构的职责和功能定位,建立分工协作机制,促进分级诊疗。”分级诊疗制度的不断推进,间接为民营医院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一方面分级诊疗制度将使大型公立医院的患者合理分流,有利于民营医院承接部分分流患者,增加医院自身的医疗服务利用量。另一方面分级诊疗制度下间接导致公立医院医务人员流动性增强,也令民营医院可以借此加强人才引进。
当前,从需求端看,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居民医疗健康支付能力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将带来医疗市场的消费升级,潜在需求不断释放。再加上新冠疫情下,医保改革终于迎接了政府的态度的转换,医保线上支付得以加速打通。这意味着,接通医保支付的民营性互联网医院获客更容易,也就有机会对这些患者进行后续健康管理服务的转化,将进一步带动民营医疗行业的快速发展。
从供给端看,国际/国内先进技术与设备、社会资本介入、互联网信息化等则利好着民营医疗。随着“互联网+医疗”成为热点,医院也走上了信息化发展道路。民营性的互联网医院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医疗服务模式,赋予了传统医院、医疗服务机构、医生、医疗企业、患者新功能,重构了医疗健康价值网络,尝试着解决“医疗不可能三角”的难题。
因此,在需求端和供给端的生长下,品牌效应推动着诊疗人次的加快增长,技术更迭提升服务价格,发展模式可复制促进连锁化,友好的政策环境进行加持,民营医疗服务行业实现着稳定的增长。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 2019年1月统计数字,截至2018年11月底,全国医院3.2万家,其中,公立医院12072家,民营医院20404家。民营医院已占全国医院总数的63.8%。
此外,截止2018年,公立专科医院1745家、民营专科医院6155家。从增长趋势来看,民营专科医院迎来快速增长,2008-2018年十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3.77%,成为我国医疗资源的重要补充。
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会怀疑民营医院在医疗体系的重要作用,但正因为一切看起来都太乐观了,随着“跑马圈地”的不断推进,规模达到了一定程度,才滋养着更多风险的生长。
纠纷背后警钟长鸣
尽管经过多年的发展,民营医院在数量上已经实现了对公立医院的超越,但在床位数、诊疗数等方面较公立医院仍有很大差距。
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民营医院内部运行规范化水平不足,很多民营医院在管理上仍采用传统家族式或简单的企业管理模式,存在管理制度不规范、管理效率低下。重经济利益,轻医疗服务质量。重外部宣传,轻内部监管等问题。许多民营医院,特别是中小型民营医院没有建立起现代的医院管理制度。
与公立医院人才建设中的重培养相比,民营医院轻培养、重使用,即很少在人才培养上投入,大多从公立医院挖掘人才。为在短期内实现医院和科室医疗人才结构和服务水平的提升,民营医院往往通过高薪聘请公立医院的科室带头人和医务人员,这就造成民营医院自身的人次梯队建设滞后,且聘请人员与民营医院原有人员存在工作融合的问题,容易在工作中产生矛盾。
由于民营医院发展时间较短,大多民营医院尚未形成完善的医院文化体系,事实上,大多民营医院留住人才的手段也仅限于高薪酬,造成民营医院职工流动性较大,这种情况既不利于医疗人才的成长,也不利于民营医院的发展。显然,这种一方面重视人才引进,另一方面却造成人才流失的现象,将影响民营医院的可持续发展。
除了民营医疗服务行业内的监管和人才培养,疗行业除了助力公共卫生管理水平的提升外,还具有天然的逐利属性。在民营资本逐利属性的驱使下,部分民营医院过分关注短期经济利益,过分追求投资回报率,轻医疗服务、重投资收益。
在此以盈利为单一目标的指引下,民营医院就容易出现了被媒体和民众广泛诟病的非法承包、出租科室,虚假夸张宣传,诱导消费,雇佣“医托”诱骗公立医院患者到民营医院诊治,夸张患者病情,诱导患者消费的行为。
“艾芬事件”作为一场医患纠纷,无疑将这背后的滋生着的风险放大到公众面前。2009年上市之初,爱尔眼科在全国仅有19家连锁医院。如今,爱尔眼科内地医院及中心数量已超600家,初步建立了一张覆盖全国的医疗网络。也就是说,上市12年间,爱尔眼科旗下医疗机构的数目增加了500多家。
同时,爱尔眼科作为全国眼科专科医院龙头,门店也已布局海外,形成了覆盖欧洲、北美、东南亚、中国的发展网络格局。但如此大面积覆盖的“分级诊疗与连锁模式”下,治疗质量与管理能力也引发了担忧。
一方面,近年来随着营业收入与净利润持续攀升时,医生人力资源成本仅占比约30%,医生资源不足,医疗质量也参差不齐;另一方面,在高速扩张的过程,爱尔眼科医疗事故频发。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从2014年到2020年,爱尔眼科医院作为当事人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共计41起。
在此次的“艾芬事件”里,根据双方的叙述和事情发展的时间线,如果将眼睛比做相机,晶体是镜头,眼底是胶卷。可以说,艾芬是相机出了问题,而爱尔眼科只换了更昂贵的镜头,没换胶卷,甚至还不知道胶卷坏了。多种偶然因素的叠加,最终导致了艾芬的不幸。
这起纠纷被社会关注,揭开医疗纠纷悲剧性的一面:医疗行为的复杂,使得“对”与“错”的界定及其困难。但也同时提示了作为我国卫生服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医院所应当承担的一定的社会责任,以及其应当面对的内外部的监管和流程规范,真正做出调整和改变。
艾芬作为武汉抗疫中的“抗战英雄”尚且需要通过媒介以维权,下一个医疗事故的普通患者又将通过什么手段寻求真相?当不确定的风险真正发生时,高速成长背后的隐患逐渐显现,将会加速部分民营医院走向终点。这值得每个人警钟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