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改的哲学思考
2016-10-18 10:59:22求是网魏子柠查看次数：381
医改是一门综合性和实践性很强、涉及多个系统和领域、事关亿万人民群众福祉的社会实践科学。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如果对医改没有一个整体性、系统性的哲学思考和认识，就很难对其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和判断，也就很难有意识地找到一条正确清晰的改革路径和准确的发力点。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任务目标；2016年8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着力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新突破。2009年以来，中国新一轮医改取得了显著成效，人民群众获得感明显提高，但是一些突出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较好解决，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医改工作者“弄潮儿涛头立”、“而今迈步从头越”。
没有理性与智慧的哲学思考，是难以探索并且找到破解当前医改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有效解决办法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评判中国医改的重要思想价值标准。在此，我们运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方法论的维度，透视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对医改进行哲学思考，为闯出一条医改的中国道路，提供一个哲学思考上的借鉴。
一、医改与哲学的辩证关系
60多年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从未停止过。既取得了显著成效，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问题。但如何站在哲学高度，审视医改的昨天、今天，指引我们走向更好的医改明天，这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一）医改与哲学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科学（医改）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辩证统一关系。
二者之间的区别表现在：具体科学（医改）以世界某一特殊领域（医药卫生体制）的具体规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而其理论具有个别性和特殊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而其理论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
二者之间的联系表现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具体科学（含医改）为基础，没有具体科学（含医改）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发展；另一方面，具体科学（含医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具体科学（含医改）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当前，医改工作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正确指导下，认真研究医改工作的客观规律，发现其内在的特殊性，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民健康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改理论，探索出解决医改世界难题的中国办法。
（二）中国医改三个阶段划分。建国以来，我国卫生事业经历了三个重大改革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国的前三十年（1949-1979年），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十年；第二个阶段是建国后的第二个三十年（1979-2009年），既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第三个阶段是从2009年至今。200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拉开了我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即第三个阶段医改的大幕。医改涉及各方利益的重新调整，新医改方案一经公布，就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一时间各种思想、观点、看法风涌而至，一直到今天都争论不休，众说纷纭。
第三个阶段，既不同于建国初期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百废待兴，人民热情高涨，卫生事业从无到有，更多需要发挥政府“计划”手段作用的第一阶段；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刚刚从“文革”和单纯的“计划经济”中走出来，人民群众渴望过上经济发展的美好生活，一些人过多的相信了“市场”的作用。第三个阶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的正确指引下，医改工作更加科学和理性，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医改公益性的正确方向，明确提出了“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三）评判中国医改的“三个标准”。中国医改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向好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下行压力等新常态的挑战，需用世界观与方法论，对中国医改进行哲学思考，让我们更加清晰的看到：中国医改的站立点、中国医改为了谁、中国医改何处去、中国医改改什么、中国医改如何改，然后对症下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前，中国医改需要重点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评判中国医改的世界观（为谁改）。评判中国医改的世界观，说到底就是：医改是坚持“公益性”方向、还是坚持“私利性”方向，是坚持政府主导还是坚持市场主导，进一步讲就是医改“为了谁”的问题，是为了绝大多数人，还是为了少数人，是为了人民大众，还是为了其他什么人（群），这是医改首先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的一切权力和利益属于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保障人民健康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中国医改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评判的思想价值标准，要坚持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指导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坚持生存权、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健康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根本保障，健康保障的水平是衡量经济社会进步发展的普遍标准，这是人类公认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追求的卫生事业发展的价值观和医改发展的价值观。
二是评判中国医改的方法论（怎么改）。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重要维度。世界观是方向，是战略问题，方法论是服从、服务于世界观的，是战术问题。所谓“方法论”就是在改革的正确方向确定之后，为解决改革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方法、措施等。
三是评判中国医改成败的标准（获得感）。医改成效如何，最终由全体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来衡量和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所以，衡量医改成败的关键是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
二、对中国医改三个阶段的哲学浅思
下面，我们就用公认的价值观作为“一个尺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的“两个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透视中国医改的“三个阶段”，找到我们现在的位置、前进的方向和采取的策略。
第一阶段：建国初期的30年（1949-1979）
第一阶段的世界观——确立了“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基本观点和工作方向。根据这一基本观点，制定了系统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卫生事业的社会性质确立为公益福利性质；政府承担起了保障人民健康的社会责任；把“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确立为卫生行业的宗旨，提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正确主张。
第一阶段的方法论——紧紧围绕“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世界观，确立卫生工作的方向。建国初期，国家面临着内部基础薄弱、百废待兴和外部封锁的复杂社会背景，肩负着巩固政权，发展经济的历史责任。从我们党的宗旨出发，我们国家把卫生事业的社会性质确立为福利性质，政府义无反顾的承担起了保障人民健康的社会责任。把“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作为卫生工作的根本宗旨和社会职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制订了系统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总体上采取了低水平、广覆盖、“赤脚医生”、爱国卫生运动、重点干预等一系列符合国情实际的、“接地气”的卫生工作策略。
第一阶段成果显著——这一阶段，我国卫生事业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当时积贫积弱、百废待兴和国际反华势力重重打压排挤下，国内政治坚如磐石，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卫生工作方针和逐步健全的健康保障体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在卫生工作中的具体体现，这对增强党的凝聚力，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务院研究机构提供的资料显示，当时卫生工作取得巨大成功。一是逐步形成包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等在内的比较完整、布局合理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二是在城镇地区，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劳动者；在农村地区，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普及，覆盖了90%左右农村人口。三是国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不少国民综合健康指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中国用占GDP3%左右的卫生投入，基本满足了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被一些国际机构评价为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典范”。
但这一阶段后期，受到计划经济的严重束缚，卫生事业发展陷入困境。主要原因：一是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医疗资源匮乏；二是“大锅饭”“平均主义”挫伤了医务人员积极性，医疗机构活力不足；三是管理体制落后，医疗资源浪费严重，国家负担较重等等。这些问题积重难返，形成了第二阶段医改的社会背景。
综上所述，建国之初，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概括讲就是：世界观（方向）是正确的，方法论（方法）是得当的。后期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方法论的问题，或者说是“改革中”、“发展中”的问题，而不是方向性的问题。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1979-2009）
第二阶段的世界观——改革开放后，人们在思想观念上挣脱了单纯计划经济的束缚，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一些人过分相信市场的作用，信奉“市场万能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股脑摒弃了第一阶段卫生事业发展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再提医疗卫生行业的“公益性”，把所有的问题交给市场，医疗卫生行业出现了过度“市场化”；不再提健康保障的政府主导、国家责任，“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让位于“等价交换”的市场法则。医务界充斥着“断奶绝粮、自寻出路”的声音，直至提出“国退民进”、政府“给政策不给钱”的不恰当主张，公立医院走上了“自己养家糊口”的路子。
第二阶段的方法论——世界观如果失去了正确方向，方法论也就出现问题。第二阶段所有的“方法”都围绕“市场”展开，市场只青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当时，对医疗市场机制理论上缺乏研究，实践上缺乏探索，效果上缺乏评价监督机制。在没有弄清楚如何利用市场机制，实现人民群众健康保障目标，实现卫生行业的良性发展情况下，就把医疗卫生行业盲目推向“市场”。医院盲目扩张，出现万张床位的超大型医院；为了医院发展和医务人员的福利待遇，院长张口闭口谈论的都是经济收入，成为名副其实的“老板”；医务人员通过开大处方、大检查、大治疗等“制造”病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商人”。
第二阶段的结果——第一阶段建立的覆盖全民医疗保障体系逐渐“解体”，尤其是合作医疗制度，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有些地方把公立医院全部卖掉，以致于现在投入巨资重新建设新的公立医院。公立医院之间出现了“大鱼吃小鱼”现象，大型医院“虹吸”基层患者和技术好的医务人员，医疗资源不断向大城市大医院集中，基层医疗资源严重匮乏，服务能力十分弱化。“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给政策不给钱”的政策，造成本来是一个整体的医疗机构，自负盈亏、各自为政，医疗管理围绕经济利益展开，医疗机构之间的合作、帮扶大多以经济利益为主导。医患关系变成不对称的交易和买卖关系，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现象普遍，“白衣天使”也被妖魔化为“白骨精”，“双百院长”等医疗腐败案不断上演和加剧。医疗规范、职业道德、行业风气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抗生素等药物滥用行为挑战人类自身生态平衡，挑战医学道德伦理底线，伤医、害医、杀医“惨剧”屡屡发生。“以药补医”与“药价虚高”互相搭台唱戏、遥相互应，看病难、看病贵连续多年成为全国“两会”关注热点，广受社会诟病。据2005年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全国近半人口看不起病，与第一阶段形成巨大反差，健康保障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深层原因。据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课题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综上所述，第二阶段，医学伦理、医患双方之间的信任底线、道德底线均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和实践必须坚守普世的价值坐标体系。当普世的坐标体系游离之后，医学伦理学的核心价值观也不应脱离和改变，医学要守住灵魂中的精神“堡垒”。目前，在客观上，不是“医学伦理学”脱离了“社会实践”，而是“社会实践”脱离了“医学伦理学”。卫生事业发展中出现的，比如医患关系、职业道德、行业风气等问题，主要源于医疗体制中“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迷失。这一阶段改革，世界观（方向）出现了偏差，方法论（方法）出现了问题。
第三阶段：新一轮医改以来（2009—）
第三阶段的世界观——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拉开了医改第三阶段的大幕。新一轮医改回归了“救死扶伤，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服务宗旨，回归了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回归了“国家责任、政府主导”的运行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政府对公立医院要履行“领导责任、保障责任、管理责任、监督责任”。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以公平可及和群众受益为目标把医改向纵深推进，再一次为医改指明了前进方向。
第三阶段的方法论——这一阶段，坚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基本理念，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坚持统筹安排、突出重点、循序渐进的基本路径，紧紧围绕中央确定的医改重点任务，加强顶层设计，蹄疾步稳，集中力量推进医改。2009年提出，要加强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十二五”期间，以建设符合国情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核心，在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等三个方面实现重点突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提出，要着力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努力在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综合监督制度等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上取得新突破。
第三阶段的成效明显——一是健全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医保体系。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三项基本医保的参保人数超过13亿，参合（保）率多年保持在95%以上。2016年1月，整合全国的城乡居民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420元，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提高到75%左右。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覆盖约7亿人口，大病保险患者在基本医保报销比例的基础上又提高10%-15%，建立完善疾病应急救助制度，进一步筑牢医疗保障网。二是基本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2011年7月，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覆盖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2011年12月，以管理体制、人事制度、分配制度、药品采购制度和经费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综合改革基本完成，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公益性的管理体制、竞争性的用人机制、激励性的分配机制、规范性的药品采购机制、长效性的补偿机制，构建起了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基层运行新机制，结束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几十年的“以药补医”的历史。基本药物实行新的采购机制，药品价格大幅下降。三是大力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中央和地方加大投入力度，大力支持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基本实现村村有标准化卫生室、乡乡有标准化卫生院、县县有达标县医院的目标。同时加快建立全科医生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计划，中央加大财政投入支持住院医师参加规范化培训。乡村医生队伍得到进一步稳定和优化，基层硬件和软件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四是推动建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制度。从2009年开始，国家免费为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府补助标准不断提高，从2009年人均15元提高到2016年的45元以上，项目类别增加到12大类40多项。同时实施艾滋病防治、妇幼卫生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惠及千家万户，推动卫生发展模式从重疾病治疗向重健康管理的重大转变，更好地守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五是有序推进公立医院改革。2012年国家启动第一批311个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2014年新增第二批737个国家改革试点县（市），国家和省级试点县扩大到1363个，2015年实现了全面推开。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从2010年的17个，逐步增加到2016年的200个，预计2017年将全面铺开。“三明医改模式”得到了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各地的认可。
综上所述，面对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公益性（认识论）的正确方向，着力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把人、财、物等资源重心下沉到基层（方法论），直奔保障民生和卫生工作重心。这一阶段，世界观（方向）是正确的，充分体现了在坚持医改“世界观”上的战略定力，毫不动摇地坚持医改公益性的正确方向；方法论（方法）是科学的，充分体现了在“方法论”上的坚定原则性和高度灵活性的统一，不断根据形势和任务，及时调整方法策略和工作重点。
三、哲学思考对中国医改未来的启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前提。看待形势，不能只看眼前、看局部、看单科，更要看趋势、看全局、看总分。当前医改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当下的改革是涉险滩、动奶酪、啃硬骨头，其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亚于30多年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从对立统一、普遍联系、发展变化等角度，全面、系统、科学地认识和研判当前医改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更好的推进和深化医改，充分发挥医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健康中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一）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闯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医改成功之路。60多年的医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只有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卫生与健康事业才能得到更好更快发展，人民群众才能得到更多实惠。一要继续坚持医改公益性的正确方向。新一轮医改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公益性的改革方向，坚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基本理念，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改革原则，坚持统筹安排、突出重点、循序推进的基本路径，医改取得显著成效。2015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提高到76.34岁，孕产妇死亡率、婴幼儿死亡率分别下降20.1/10万和8.1‰，提前实现了“十二五”医改规划目标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二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医改道路。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必须与时俱进，坚持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深化卫生计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方式不断满足群众的医疗卫生需求，以创新思维和举措破解医改难题。从1950年8月，卫生部与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到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 “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和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卫生工作方针，再到2016年8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提出 “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 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既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强调将健康融入“万策”，人民共建共享，充分体现了国家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的执政理念，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医改成功道路。
（二）坚持正确的改革方法，着重发挥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的关键作用。当下的改革能突破过去认为不可能突破的关口，能解决多年来想解决但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坚持正确的方法论是关键的一环。俗话说“提纲振裘，百毛皆顺”，其意在于抓住主要矛盾，精准施策，找准穴位，击中要害。一是突出党委政府“一把手”这个关键。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要把“三严三实”要求贯穿改革全过程，领导干部既当改革的促进派，又要当改革的实干家，要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中同部署、同要求、同考核，把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党中央已经吹响了建设健康中国这场伟大战役的“冲锋号”，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必须当好一线“指挥官”，必须把医改抓在手上、落到实处、干出成效；各部门、各单位必须打破部门利益“藩篱”，坚持“医药、医保、医疗”联动和改革顺序、改革路径，坚持所有部门和政策联动，久久为功，真正为民。二是突出分级诊疗制度这个重点。“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提出医改要着力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分级诊疗制度位列其首。要用分级诊疗制度这根“金针银线”，将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综合监督制度，以及区域卫生计生规划、信息化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串在一起，在解决好主要矛盾同时，统筹兼顾好各个方面、各项工作。三是突出供给侧改革这个重点。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培育新结构、引领新需求。当前，医改进入深水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卫生生产力，提高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效能，提高和扩大卫生计生服务供给。这就要积极贯彻预防为主方针，把以治疗为中心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把以经济收入为中心转变为以辖区群众健康为中心，把以粗放经营管理为中心转变为以集约化管理、适度规模为中心，把以人和物为中心转变以人民为中心，调整优化医疗卫生资源结构，重点减少疾病的发生，解决好优质医疗资源稀缺与人民群众需求之间的矛盾，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全周期、全方位的卫生与健康服务。
（三）坚持解放发展卫生生产力，努力实现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解放和发展卫生生产力，就是排除、克服、革掉那些阻碍卫生生产力发展的阻力、束缚和桎梏，为卫生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社会条件。一要充分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是改革中最积极、最活跃、起决定性的因素。要动员广大医务人员积极参与到改革中来，要让人民群众从改革中得到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让医务人员和人民群众支持医改、拥护医改、助力医改、投身医改，推动全社会形成想医改、敢医改、善医改的良好风尚。二要不断优化卫生资源要素配置。优化卫生资源配置是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浪费，促进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改革行政管理上的条块分割、部门林立、社会办医盲目投资，必须改革区域配置上的城市医院人才济济、基层人才匮乏，必须改革部门上的多部门多行业管医办医、部门行业利益至上，必须改革设备配置上的重视高精尖、忽视基础设备，必须改革医疗服务上的热衷投资大型高端医疗机构、忽视慢病防治机构和社区基层医疗机构等重城轻乡、重上轻下、重医轻防、重治轻康、重大轻小的卫生资源配置方式，提高卫生资源的有效利用，改善医疗卫生的有效供给，适应现代医学模式转变，使医改更加精准的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造福人民群众。三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健康获得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医改的目的就是要最大程度地解放和发展卫生生产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卫生健康需求，为人民群众提供要全生命、全周期、全方位地健康保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更好的健康获得感，实现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
没有理性与智慧的哲学思考，是难以探索并且找到破解当前医改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有效解决办法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评判中国医改的重要思想价值标准。在此，我们运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方法论的维度，透视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对医改进行哲学思考，为闯出一条医改的中国道路，提供一个哲学思考上的借鉴。
一、医改与哲学的辩证关系
60多年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从未停止过。既取得了显著成效，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问题。但如何站在哲学高度，审视医改的昨天、今天，指引我们走向更好的医改明天，这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一）医改与哲学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科学（医改）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辩证统一关系。
二者之间的区别表现在：具体科学（医改）以世界某一特殊领域（医药卫生体制）的具体规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而其理论具有个别性和特殊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而其理论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
二者之间的联系表现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具体科学（含医改）为基础，没有具体科学（含医改）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发展；另一方面，具体科学（含医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具体科学（含医改）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当前，医改工作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正确指导下，认真研究医改工作的客观规律，发现其内在的特殊性，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民健康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改理论，探索出解决医改世界难题的中国办法。
（二）中国医改三个阶段划分。建国以来，我国卫生事业经历了三个重大改革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国的前三十年（1949-1979年），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十年；第二个阶段是建国后的第二个三十年（1979-2009年），既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第三个阶段是从2009年至今。200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拉开了我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即第三个阶段医改的大幕。医改涉及各方利益的重新调整，新医改方案一经公布，就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一时间各种思想、观点、看法风涌而至，一直到今天都争论不休，众说纷纭。
第三个阶段，既不同于建国初期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百废待兴，人民热情高涨，卫生事业从无到有，更多需要发挥政府“计划”手段作用的第一阶段；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刚刚从“文革”和单纯的“计划经济”中走出来，人民群众渴望过上经济发展的美好生活，一些人过多的相信了“市场”的作用。第三个阶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的正确指引下，医改工作更加科学和理性，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医改公益性的正确方向，明确提出了“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三）评判中国医改的“三个标准”。中国医改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向好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下行压力等新常态的挑战，需用世界观与方法论，对中国医改进行哲学思考，让我们更加清晰的看到：中国医改的站立点、中国医改为了谁、中国医改何处去、中国医改改什么、中国医改如何改，然后对症下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前，中国医改需要重点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评判中国医改的世界观（为谁改）。评判中国医改的世界观，说到底就是：医改是坚持“公益性”方向、还是坚持“私利性”方向，是坚持政府主导还是坚持市场主导，进一步讲就是医改“为了谁”的问题，是为了绝大多数人，还是为了少数人，是为了人民大众，还是为了其他什么人（群），这是医改首先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的一切权力和利益属于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保障人民健康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中国医改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评判的思想价值标准，要坚持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指导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坚持生存权、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健康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根本保障，健康保障的水平是衡量经济社会进步发展的普遍标准，这是人类公认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追求的卫生事业发展的价值观和医改发展的价值观。
二是评判中国医改的方法论（怎么改）。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重要维度。世界观是方向，是战略问题，方法论是服从、服务于世界观的，是战术问题。所谓“方法论”就是在改革的正确方向确定之后，为解决改革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方法、措施等。
三是评判中国医改成败的标准（获得感）。医改成效如何，最终由全体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来衡量和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所以，衡量医改成败的关键是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
二、对中国医改三个阶段的哲学浅思
下面，我们就用公认的价值观作为“一个尺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的“两个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透视中国医改的“三个阶段”，找到我们现在的位置、前进的方向和采取的策略。
第一阶段：建国初期的30年（1949-1979）
第一阶段的世界观——确立了“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基本观点和工作方向。根据这一基本观点，制定了系统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卫生事业的社会性质确立为公益福利性质；政府承担起了保障人民健康的社会责任；把“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确立为卫生行业的宗旨，提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正确主张。
第一阶段的方法论——紧紧围绕“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世界观，确立卫生工作的方向。建国初期，国家面临着内部基础薄弱、百废待兴和外部封锁的复杂社会背景，肩负着巩固政权，发展经济的历史责任。从我们党的宗旨出发，我们国家把卫生事业的社会性质确立为福利性质，政府义无反顾的承担起了保障人民健康的社会责任。把“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作为卫生工作的根本宗旨和社会职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制订了系统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总体上采取了低水平、广覆盖、“赤脚医生”、爱国卫生运动、重点干预等一系列符合国情实际的、“接地气”的卫生工作策略。
第一阶段成果显著——这一阶段，我国卫生事业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当时积贫积弱、百废待兴和国际反华势力重重打压排挤下，国内政治坚如磐石，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卫生工作方针和逐步健全的健康保障体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在卫生工作中的具体体现，这对增强党的凝聚力，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务院研究机构提供的资料显示，当时卫生工作取得巨大成功。一是逐步形成包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等在内的比较完整、布局合理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二是在城镇地区，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劳动者；在农村地区，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普及，覆盖了90%左右农村人口。三是国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不少国民综合健康指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中国用占GDP3%左右的卫生投入，基本满足了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被一些国际机构评价为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典范”。
但这一阶段后期，受到计划经济的严重束缚，卫生事业发展陷入困境。主要原因：一是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医疗资源匮乏；二是“大锅饭”“平均主义”挫伤了医务人员积极性，医疗机构活力不足；三是管理体制落后，医疗资源浪费严重，国家负担较重等等。这些问题积重难返，形成了第二阶段医改的社会背景。
综上所述，建国之初，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概括讲就是：世界观（方向）是正确的，方法论（方法）是得当的。后期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方法论的问题，或者说是“改革中”、“发展中”的问题，而不是方向性的问题。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1979-2009）
第二阶段的世界观——改革开放后，人们在思想观念上挣脱了单纯计划经济的束缚，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一些人过分相信市场的作用，信奉“市场万能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股脑摒弃了第一阶段卫生事业发展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再提医疗卫生行业的“公益性”，把所有的问题交给市场，医疗卫生行业出现了过度“市场化”；不再提健康保障的政府主导、国家责任，“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让位于“等价交换”的市场法则。医务界充斥着“断奶绝粮、自寻出路”的声音，直至提出“国退民进”、政府“给政策不给钱”的不恰当主张，公立医院走上了“自己养家糊口”的路子。
第二阶段的方法论——世界观如果失去了正确方向，方法论也就出现问题。第二阶段所有的“方法”都围绕“市场”展开，市场只青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当时，对医疗市场机制理论上缺乏研究，实践上缺乏探索，效果上缺乏评价监督机制。在没有弄清楚如何利用市场机制，实现人民群众健康保障目标，实现卫生行业的良性发展情况下，就把医疗卫生行业盲目推向“市场”。医院盲目扩张，出现万张床位的超大型医院；为了医院发展和医务人员的福利待遇，院长张口闭口谈论的都是经济收入，成为名副其实的“老板”；医务人员通过开大处方、大检查、大治疗等“制造”病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商人”。
第二阶段的结果——第一阶段建立的覆盖全民医疗保障体系逐渐“解体”，尤其是合作医疗制度，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有些地方把公立医院全部卖掉，以致于现在投入巨资重新建设新的公立医院。公立医院之间出现了“大鱼吃小鱼”现象，大型医院“虹吸”基层患者和技术好的医务人员，医疗资源不断向大城市大医院集中，基层医疗资源严重匮乏，服务能力十分弱化。“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给政策不给钱”的政策，造成本来是一个整体的医疗机构，自负盈亏、各自为政，医疗管理围绕经济利益展开，医疗机构之间的合作、帮扶大多以经济利益为主导。医患关系变成不对称的交易和买卖关系，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现象普遍，“白衣天使”也被妖魔化为“白骨精”，“双百院长”等医疗腐败案不断上演和加剧。医疗规范、职业道德、行业风气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抗生素等药物滥用行为挑战人类自身生态平衡，挑战医学道德伦理底线，伤医、害医、杀医“惨剧”屡屡发生。“以药补医”与“药价虚高”互相搭台唱戏、遥相互应，看病难、看病贵连续多年成为全国“两会”关注热点，广受社会诟病。据2005年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全国近半人口看不起病，与第一阶段形成巨大反差，健康保障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深层原因。据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课题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综上所述，第二阶段，医学伦理、医患双方之间的信任底线、道德底线均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和实践必须坚守普世的价值坐标体系。当普世的坐标体系游离之后，医学伦理学的核心价值观也不应脱离和改变，医学要守住灵魂中的精神“堡垒”。目前，在客观上，不是“医学伦理学”脱离了“社会实践”，而是“社会实践”脱离了“医学伦理学”。卫生事业发展中出现的，比如医患关系、职业道德、行业风气等问题，主要源于医疗体制中“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迷失。这一阶段改革，世界观（方向）出现了偏差，方法论（方法）出现了问题。
第三阶段：新一轮医改以来（2009—）
第三阶段的世界观——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拉开了医改第三阶段的大幕。新一轮医改回归了“救死扶伤，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服务宗旨，回归了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回归了“国家责任、政府主导”的运行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政府对公立医院要履行“领导责任、保障责任、管理责任、监督责任”。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以公平可及和群众受益为目标把医改向纵深推进，再一次为医改指明了前进方向。
第三阶段的方法论——这一阶段，坚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基本理念，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坚持统筹安排、突出重点、循序渐进的基本路径，紧紧围绕中央确定的医改重点任务，加强顶层设计，蹄疾步稳，集中力量推进医改。2009年提出，要加强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十二五”期间，以建设符合国情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核心，在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等三个方面实现重点突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提出，要着力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努力在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综合监督制度等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上取得新突破。
第三阶段的成效明显——一是健全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医保体系。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三项基本医保的参保人数超过13亿，参合（保）率多年保持在95%以上。2016年1月，整合全国的城乡居民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420元，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提高到75%左右。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覆盖约7亿人口，大病保险患者在基本医保报销比例的基础上又提高10%-15%，建立完善疾病应急救助制度，进一步筑牢医疗保障网。二是基本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2011年7月，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覆盖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2011年12月，以管理体制、人事制度、分配制度、药品采购制度和经费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综合改革基本完成，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公益性的管理体制、竞争性的用人机制、激励性的分配机制、规范性的药品采购机制、长效性的补偿机制，构建起了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基层运行新机制，结束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几十年的“以药补医”的历史。基本药物实行新的采购机制，药品价格大幅下降。三是大力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中央和地方加大投入力度，大力支持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基本实现村村有标准化卫生室、乡乡有标准化卫生院、县县有达标县医院的目标。同时加快建立全科医生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计划，中央加大财政投入支持住院医师参加规范化培训。乡村医生队伍得到进一步稳定和优化，基层硬件和软件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四是推动建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制度。从2009年开始，国家免费为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府补助标准不断提高，从2009年人均15元提高到2016年的45元以上，项目类别增加到12大类40多项。同时实施艾滋病防治、妇幼卫生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惠及千家万户，推动卫生发展模式从重疾病治疗向重健康管理的重大转变，更好地守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五是有序推进公立医院改革。2012年国家启动第一批311个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2014年新增第二批737个国家改革试点县（市），国家和省级试点县扩大到1363个，2015年实现了全面推开。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从2010年的17个，逐步增加到2016年的200个，预计2017年将全面铺开。“三明医改模式”得到了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各地的认可。
综上所述，面对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公益性（认识论）的正确方向，着力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把人、财、物等资源重心下沉到基层（方法论），直奔保障民生和卫生工作重心。这一阶段，世界观（方向）是正确的，充分体现了在坚持医改“世界观”上的战略定力，毫不动摇地坚持医改公益性的正确方向；方法论（方法）是科学的，充分体现了在“方法论”上的坚定原则性和高度灵活性的统一，不断根据形势和任务，及时调整方法策略和工作重点。
三、哲学思考对中国医改未来的启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前提。看待形势，不能只看眼前、看局部、看单科，更要看趋势、看全局、看总分。当前医改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当下的改革是涉险滩、动奶酪、啃硬骨头，其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亚于30多年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从对立统一、普遍联系、发展变化等角度，全面、系统、科学地认识和研判当前医改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更好的推进和深化医改，充分发挥医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健康中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一）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闯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医改成功之路。60多年的医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只有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卫生与健康事业才能得到更好更快发展，人民群众才能得到更多实惠。一要继续坚持医改公益性的正确方向。新一轮医改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公益性的改革方向，坚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基本理念，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改革原则，坚持统筹安排、突出重点、循序推进的基本路径，医改取得显著成效。2015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提高到76.34岁，孕产妇死亡率、婴幼儿死亡率分别下降20.1/10万和8.1‰，提前实现了“十二五”医改规划目标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二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医改道路。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必须与时俱进，坚持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深化卫生计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方式不断满足群众的医疗卫生需求，以创新思维和举措破解医改难题。从1950年8月，卫生部与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到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 “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和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卫生工作方针，再到2016年8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提出 “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 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既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强调将健康融入“万策”，人民共建共享，充分体现了国家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的执政理念，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医改成功道路。
（二）坚持正确的改革方法，着重发挥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的关键作用。当下的改革能突破过去认为不可能突破的关口，能解决多年来想解决但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坚持正确的方法论是关键的一环。俗话说“提纲振裘，百毛皆顺”，其意在于抓住主要矛盾，精准施策，找准穴位，击中要害。一是突出党委政府“一把手”这个关键。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要把“三严三实”要求贯穿改革全过程，领导干部既当改革的促进派，又要当改革的实干家，要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中同部署、同要求、同考核，把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党中央已经吹响了建设健康中国这场伟大战役的“冲锋号”，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必须当好一线“指挥官”，必须把医改抓在手上、落到实处、干出成效；各部门、各单位必须打破部门利益“藩篱”，坚持“医药、医保、医疗”联动和改革顺序、改革路径，坚持所有部门和政策联动，久久为功，真正为民。二是突出分级诊疗制度这个重点。“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提出医改要着力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分级诊疗制度位列其首。要用分级诊疗制度这根“金针银线”，将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综合监督制度，以及区域卫生计生规划、信息化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串在一起，在解决好主要矛盾同时，统筹兼顾好各个方面、各项工作。三是突出供给侧改革这个重点。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培育新结构、引领新需求。当前，医改进入深水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卫生生产力，提高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效能，提高和扩大卫生计生服务供给。这就要积极贯彻预防为主方针，把以治疗为中心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把以经济收入为中心转变为以辖区群众健康为中心，把以粗放经营管理为中心转变为以集约化管理、适度规模为中心，把以人和物为中心转变以人民为中心，调整优化医疗卫生资源结构，重点减少疾病的发生，解决好优质医疗资源稀缺与人民群众需求之间的矛盾，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全周期、全方位的卫生与健康服务。
（三）坚持解放发展卫生生产力，努力实现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解放和发展卫生生产力，就是排除、克服、革掉那些阻碍卫生生产力发展的阻力、束缚和桎梏，为卫生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社会条件。一要充分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是改革中最积极、最活跃、起决定性的因素。要动员广大医务人员积极参与到改革中来，要让人民群众从改革中得到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让医务人员和人民群众支持医改、拥护医改、助力医改、投身医改，推动全社会形成想医改、敢医改、善医改的良好风尚。二要不断优化卫生资源要素配置。优化卫生资源配置是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浪费，促进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改革行政管理上的条块分割、部门林立、社会办医盲目投资，必须改革区域配置上的城市医院人才济济、基层人才匮乏，必须改革部门上的多部门多行业管医办医、部门行业利益至上，必须改革设备配置上的重视高精尖、忽视基础设备，必须改革医疗服务上的热衷投资大型高端医疗机构、忽视慢病防治机构和社区基层医疗机构等重城轻乡、重上轻下、重医轻防、重治轻康、重大轻小的卫生资源配置方式，提高卫生资源的有效利用，改善医疗卫生的有效供给，适应现代医学模式转变，使医改更加精准的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造福人民群众。三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健康获得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医改的目的就是要最大程度地解放和发展卫生生产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卫生健康需求，为人民群众提供要全生命、全周期、全方位地健康保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更好的健康获得感，实现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