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本土名医走了药香散入天际
高墀岩一家四世同堂的合影。
高墀岩:厦门有名的中医，历任中山医院传染科主任、市中医院呼吸病研究室主任、第三医院副院长等。
傍晚时分，家里的灯火亮起，一家四代人，如往常一般回家吃饭。这样的场景，在湖滨南路中山医院职工宿舍内2楼的一户人家里，38年来不曾间断过。这几天，这户人家的饭桌主位空了，四天前还坐在那里的那位慈祥老人走了——6月20日傍晚5时，市政协原常委、离休干部高墀岩因病辞世，享年96岁。他是厦门有名的中医，历任中山医院传染科主任、市中医院呼吸病研究室主任、第三医院副院长等。
“爷爷喜欢一家人在一起，喜欢热闹，不能因为他走了，家就散了。”高墀岩的孙女高绫说，爷爷是这个家的“主心骨”，虽然他走了，但全家人每天还是会在一起吃饭，就像他还在一样。
热心
带农民工看病
乘公交来回奔波
高墀岩老人一生都以病人为重，退休后还不时奔走于家与医院之间，帮病人找专家看病。“爷爷退休后，时常还有患者慕名到家里找他看病，不管认不认识，他都不推辞，有时还亲自陪人家上医院。”孙女高绫在中山医院工作，她和同事常看到高老领着农民工来医院找专家。
对于90多岁的老人来说，陪病人上医院并不容易。高老的老朋友何医生红着眼眶告诉记者，高老曾为了陌生的患者，顶着烈日跑中医院，来回都搭公交车。
出门坐公交车，走路不用拄拐，高老看起来身子骨硬朗，其实他90岁开始就靠着坚强的意志与肺癌抗争，逝世前更是与胸腔积液抗争了十个月。胸水积到哪里，他就自己叩诊，再让学医的小女儿和孙女帮忙放胸水。
爱心
家里挤十几口人
还给病人留了床
高老的四个子女中，只有小女儿从医。“父亲那一辈做医生很苦，所以我们这一代许多医护人员的子女都不愿学医。”高老的小女儿说，解放初期，每年六七月份都是传染病高发期，特别是流脑爆发期，父亲常常一连几天见不到人，吃住都在医院。
1960年，乙型脑炎在一个月内传染开来，上百名患者同时挤进医院，连办公室都腾出来收容病人。高老作为中西医抢救小组组长，日以继夜地战斗在抢救工作第一线，使全市乙型脑炎死亡率下降到10%以下。很多病人是从郊区农村来的，为了感谢医生，特意带来了碗仔糕，那时传染病疫情严重、消毒环境又差，高老却丝毫不忌讳，当面就吃下，病人深受感动。
文革后，高老一家十来口人挤在又黑又破的30平方米房子里，生活了很久。那时候人们“谈肝色变”，他却专门在家里给肝病患者准备了一张竹床。
许多肝病患者慕名来家里找他，他就让患者躺在竹床上，凭经验给他们触诊，一点也不嫌弃他们。其实，当时他的家里很狭窄，连放张桌子的地方都没有，他的很多论文都是伏在床上写的。
苦心
普查十多万患者
攻克“老慢支”
高老曾多次获得全国、全省及市科技成果奖，其中中西医结合防治慢性支气管炎研究获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乙等奖。上世纪80年代初，厦门中药厂研发中西医结合药新癀片、海珠喘息定、芪枣冲剂，在设计和申报时，他给予无偿支持，老一代中药厂员工都对他很感恩。
在光环的背后，高老曾走过一段黑暗的岁月。文革期间，他从科室主任一下子变成杂工，天天踩着三轮车到各大医院收衣服，洗好烫好再一一送回，还得给人倒痰盂，但这一段经历并没有击垮他。恢复工作后的1975年到1985年年间，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时“慢性气管炎”是中老年人呼吸道常见病和多发病，千千万万的病人陷入三步一咳、五步一喘的痛苦，有的发展成肺心病，直至死亡。高老就响应党中央号召研究慢性支气管炎课题，先后对十多万人进行走访普查，西医诊断后采用中医治疗，用本地中草药对2400多名患者作了治疗。患者出院后，他还要天天下乡，送医送药做回访。
高老深受患者爱戴，有患者病情痊愈后，非要儿子认他做干爹。这样的干儿子，他曾收下三位。
用心
动员爱国华侨
支持医疗事业
高老与爱国华侨李陆大是同窗。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为复办中山医院，利用自己深厚、广泛的社会资源，四处奔波，不辞劳苦，动员、说服著名爱国华侨李尚大、李陆大、吕振河、吕振万回厦支持文教医疗事业，争取了数以千万的资金投入厦门医疗事业，为中山医院及市心脏中心的创办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年，高老带李陆大考察厦门医疗情况，李陆大很快就捐赠600万元给厦门中山医院，支持该院建立“振羽制剂中心”，并每年捐资数十万元，用于改善该院职工生活福利，整整持续10年。美籍华人、美国著名解剖学专家李景昀在美去世后，原籍安溪湖头的海外李氏宗亲为纪念和宣扬他的业绩，拟在国内设李景昀医学基金会。高老与李氏宗亲颇有交往，又与李景昀是同班同学，便主动穿针引线，两次奔走于香港和厦门之间，促使李氏宗亲为中山医院捐献基金及捐献先进医疗设备等共约人民币500万元。高老还将吕振河赠送给他本人的价值一万美元的生物电能振疗仪，无偿转赠给中山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