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岁男子跑马拉松心脏骤停 获救后丧失3天记忆
2017-02-16 09:08:39中国青年报佚名查看次数：355
跑了35.5公里后，老倪晕倒在马拉松赛道上。幸运的是，他最终获救了。
2015年11月8日，38岁的老倪参加“上海国际马拉松赛”时，遇到了马拉松比赛中最危急的情况“心脏骤停”，醒来后，他丧失了从7日到9日的全部记忆。
老倪的职业是给排水设计，像他这样的城市中产阶级，正充实着中国的马拉松赛道。2015年，全国的马拉松比赛从上一年的51场猛增到134场。到2016年，赛事增速继续超过100%，达到328场，参赛人次达到279万。
广场舞让不少中老年妇女找到集体归属，马拉松运动则符合更为年轻的城市居民的价值观和追求：健康、活力、超越自我。这些跑者购买专业的跑鞋、速干衣、遮阳帽、运动墨镜和音乐播放器，负担城际甚至出国的旅费。
现代马拉松健康、时尚，让人几乎忘了，传说中马拉松起源于2500多年前的一个悲剧：一位战士连续奔跑、精疲力竭，在传达胜利的信息后，倒地猝死。
“还有6公里就可以发朋友圈了”
娇小的陈喆是一位资深马拉松跑者。她在深圳担任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同时是一位15岁少年的母亲。因为工作，每年陈喆要在世界各地飞行100多次，但她却不愿放弃跑步。“跑马”4年，她完成了近50场比赛，对新手出现的各种情况十分熟悉。
在陈喆看来，许多挑战“半马”和“全马”的人，准备并不充分。马拉松的完整里程是42.195公里，只比北京三环路少7公里。由于经验不足或训练不够，一些参赛者不能跑完全程。“前面观众多的时候，跑啊，欢呼啊。后面累得不行，都在走。30多公里的时候，有些人都茫然了，隔一会就来问，几公里了？几公里了？”
一旦跑完第一个半马、全马后，很多跑者又会“越跑越快”，在一次次比赛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在众多马拉松跑友中，朱希山的身份有点特殊，他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肿瘤诊疗中心的医生，与同行组成了“北京医师跑团”，目前担任团长。
北京医师跑团的成员曾在马拉松比赛现场拍到过一条标语“还有6公里就可以发朋友圈了”，朱希山担心这条标语可能误导部分跑者“攀比着跑”，让跑步变成一种炫耀。
朱希山同时观察到，媒体和网络上，经常出现一些成功人士、社会名流“跑马”的照片，这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不跑，不属于一个阶层。”
在他眼里，这些不正常的心态，导致马拉松在中国“过热”了。陈喆也有同感：“现在很流行跑步，人们觉得容易参加。你都能完成，我怎么不能完成？”热潮中，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马拉松其实是一项极限运动，并不适合所有人。
北京医师跑团曾多次呼吁，跑者一定在要“跑马”之前接受体检，检查心肺功能，特别是要做心电图和心脏彩超。朱希山说，这两项检查的成本不高，在北京的花费是300元左右，却能避免不必要的悲剧：“中国死亡率最高的是心血管疾病。如果能及早发现治疗，效果都是相对不错的。因为自己的原因，没有发现心脏隐患而猝死，就太可惜了。”
朱希山提醒所有跑者千万不要想着刷成绩，“掐着时间跑”风险系数很高。
老倪自认为是一个相对谨慎，绝不会“搏命”的人。在2015年参加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之前，他曾专门加入跑步训练营，并花几千元请人矫正自己的跑步姿势。但对两次体检中查出的“心率不齐”，老倪没放在心上。他当时以为，这是一时的检测失误。
在老倪身边，伪造体检报告通过报名审核的人也有不少。北京医师跑团的成员也曾接到亲朋好友的请求，希望帮忙开份体检证明，好拿去跑步。
“不要敷衍了事，最后敷衍的是自己。”朱希山说，“如果对自己的心脏功能都不了解，就去跑马拉松，说明你对生命太不尊重了。”
“知道再跑就是死，我还跑？”
老倪发现，旁观者对他的案例有两种反思。有人认为：“这人很‘二’，差点把自己跑死了。”有人理解：“训练太辛苦。”
对这两种解释，他都不完全接受。心脏骤停的后遗症是，老倪失去了晕倒前后的记忆，他推测，自己是在跑了30多公里后无法自控了：“按我的性格，如果坚持不下来，很可能就走路了。知道再跑就是死，我还跑？”老倪由此得出一个感想，单靠跑者自己来提高安全意识，并不能杜绝危急情况，大家都不想出意外，但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忽略潜在风险。
第一时间对老倪进行急救的是为上海国际马拉松赛提供医疗救援保障的“第一反应”，这是一家为马拉松和越野跑等赛事提供医疗救援保障服务的社会企业。今年年初，该机构在《中华急诊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根据以往的急救案例，分析了国内马拉松赛事中，心脏骤停发生的特点和救援手段。
文章涉及的10起案例中，9名是男性选手，1名是女性观众。其中，选手的平均年龄为33.4岁，平均运动时间是3.1年，发生心脏骤停的平均位置距离起点18.33公里。这和朱希山的观察一致：“男性”“半程”“年轻力壮”，已成为马拉松心脏骤停案例的关键词。而在此前关于美国马拉松的一项研究中，心脏骤停更容易发生在年长男性运动员身上(平均年龄49.7岁)。
极端情况发生时，事先设置的医疗救援体系十分重要。在这10起案例中，从患者病发倒地，到开始实施心肺复苏，平均用时为30秒，其中8个抢救案例中，用到了自动体外除颤仪(AED)或急救车上的车载除颤仪。 AED的平均到达时间为1.75分钟。现场救援人员的快速反应保证了这10名患者在心脏骤停的黄金抢救时间——4分钟内得到了相应救治。
“第一反应”赛事保障总监廖育鲲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比赛期间，救援人员包括固定岗位救援志愿者和跟随选手上赛道的“急救兔”。救援者按比例配置AED。一旦发现选手出现心脏骤停情况，将立即启动心肺复苏和除颤的急救措施。整个现场的调度和协调由指挥人员控制。
而“医师跑团”则自发、义务地在跑步过程中注意选手的异常情况，他们是马拉松赛道上“流动急救体系”的一部分。朱希山介绍，北京医师跑团的成员都是三甲医院的医生，比起仅接受急救培训的志愿者，他们在判断病情上有更丰富的经验。医师跑团内部也有分工，根据不同的配速分布在各个赛段上，保证速度各异的选手周边都能有专业医师的陪伴。
在流程上，医疗保障要从赛事的前期准备阶段介入，包括赛道分析、赛道研判、选定医疗点、招募和培训志愿者。准备期的最后阶段，医疗救援团队要与组委会、当地的卫生部门、公安部门、交通部门等进行协调和演习。
上海国际马拉松赛首席医疗官马宏赟介绍，针对心脏骤停的急救技术是成熟的。根据国际上的急救规范，非医疗背景的社会人士在经过一定的培训后，可以初步掌握心肺复苏和使用AED的方法。但赛事保障不同于一般的急救，需要在长达6小时的赛事时间内，整个医疗急救系统有效、可持续地运转。国内对于医疗保障的专门科学研究还比较欠缺：“我们把赛事医疗保障作为科学来研究的时间还比较短。”
13年前，还在念大学的马宏赟和同学一起跑完了自己的唯一一次马拉松，基本没有准备，起跑后后悔了好几次。“现在想想，风险很大，但我没有勉强冲刺。如果没有科学系统的准备，我不会贸然去跑马拉松了。”
“跑马”“抽签”需要春运买票或买车摇号的运气
在国内马拉松赛事数量爆发的2015年和2016年，根据公开报道，先后有9人因参加马拉松猝死，概率为0.2／100万人。但死者的身份以年轻人为主，包括大学生、年轻的白领和壮年的父亲，其中有两位死者的妻子怀有身孕。
参赛者热情不减，中国的马拉松赛事供不应求。尽管赛事数量连续两年出现了高于100%的快速增长，但许多比赛的名额一放出来，仍被一抢而空。跑友调侃，“跑马”“抽签”需要春运买票或买车摇号的运气。
随着赛事数量的增加，马拉松的举办地也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扩展到一些二三线城市，甚至是县城。地方政府视之为一种发展机会：比赛带来了人气和相应的消费，刺激了旅游业，促进市政建设，带动了地方名气。《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告(2015)》显示，2014年马拉松赛事运营的收入达到20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收入超百亿元，2015年，相关行业收入达300亿元。
在一月中旬举行的“2017中国马拉松产业风云会”中，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王大卫提到，美国一年的马拉松赛事上千场，日本有600到800场，“我们的赛事还处在一个发展的初期。”
但“第一反应”的创始人陆乐认为，在中国的有些地区，马拉松项目可能“上马过快”：上海、北京好的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比较多，到二三线城市，急诊会比较弱。在这种地方发生心脏骤停，即使前端抢救做得好，后面也可能跟不上。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急救基础还不够好。“在发达国家，几乎所有跑者、志愿者，从小就有很多机会学习急救。在中国，临时培养的人，可能不够镇定、熟练。”陆乐说。
老倪倒地之前，听过陆乐的一场关于赛事急救的演讲。那天，20多个报名者中，只有五六人到了现场。
从监管机制来看，包含执行细则的医疗救援体系，尚未成为各地举办马拉松赛事的准入条件。中国田径协会曾在2015年年初发布了《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组织防猝死相关工作指导意见》，涉及固定医疗岗位和流动医疗设施的设定方式，但并不具有强制性。
朱希山去年曾参加过一场马拉松比赛，赛道设置在高速公路上，天气又特别热，他没看到什么医疗志愿者，在一段五六公里的赛段内，也没有看到一个急救点和急救车，好在当天的赛事并没有出现险情。
去年年底举行的厦门(海沧)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却没有这么幸运。两位跑者分别在距离终点4.5公里和终点处因心脏骤停倒下，抢救无效死亡。事实上，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手段能在事前完全筛查心脏骤停。事发一周后，中国田协再次出台了一份《关于加强马拉松赛事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这周日，香港渣打马拉松比赛中又出现了一位心脏骤停、抢救无效的死者。她是自2006年起，第4位在渣打马拉松比赛中死亡的跑者。
马宏赟为中国田协“全国马拉松竞赛组织管理培训班”担任讲师。在他看来，中国田协方面正在积累以往的数据，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指导，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官方的重视。他通过培训班接触到了各地马拉松的组织者。医疗救援保障的必要性已成为这些组织者的共识，但他们对具体做法的接受程度仍有差异。
上周，上海龙阳路地铁站增设了4台AED，老倪刚好看到了一台。他已经参加过急救培训，并送孩子接受了急救教育。今年3月，老倪将去无锡马拉松比赛担任赛道救援志愿者，这是他在自己不跑马拉松后，第3次担任马拉松救援志愿者。
“其实接受救援志愿者的培训是需要自己缴费的。”但老倪没想到，报名的人很多。和跑步需要抽签一样，当志愿者也要抢名额。
2015年11月8日，38岁的老倪参加“上海国际马拉松赛”时，遇到了马拉松比赛中最危急的情况“心脏骤停”，醒来后，他丧失了从7日到9日的全部记忆。
老倪的职业是给排水设计，像他这样的城市中产阶级，正充实着中国的马拉松赛道。2015年，全国的马拉松比赛从上一年的51场猛增到134场。到2016年，赛事增速继续超过100%，达到328场，参赛人次达到279万。
广场舞让不少中老年妇女找到集体归属，马拉松运动则符合更为年轻的城市居民的价值观和追求：健康、活力、超越自我。这些跑者购买专业的跑鞋、速干衣、遮阳帽、运动墨镜和音乐播放器，负担城际甚至出国的旅费。
现代马拉松健康、时尚，让人几乎忘了，传说中马拉松起源于2500多年前的一个悲剧：一位战士连续奔跑、精疲力竭，在传达胜利的信息后，倒地猝死。
“还有6公里就可以发朋友圈了”
娇小的陈喆是一位资深马拉松跑者。她在深圳担任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同时是一位15岁少年的母亲。因为工作，每年陈喆要在世界各地飞行100多次，但她却不愿放弃跑步。“跑马”4年，她完成了近50场比赛，对新手出现的各种情况十分熟悉。
在陈喆看来，许多挑战“半马”和“全马”的人，准备并不充分。马拉松的完整里程是42.195公里，只比北京三环路少7公里。由于经验不足或训练不够，一些参赛者不能跑完全程。“前面观众多的时候，跑啊，欢呼啊。后面累得不行，都在走。30多公里的时候，有些人都茫然了，隔一会就来问，几公里了？几公里了？”
一旦跑完第一个半马、全马后，很多跑者又会“越跑越快”，在一次次比赛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在众多马拉松跑友中，朱希山的身份有点特殊，他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肿瘤诊疗中心的医生，与同行组成了“北京医师跑团”，目前担任团长。
北京医师跑团的成员曾在马拉松比赛现场拍到过一条标语“还有6公里就可以发朋友圈了”，朱希山担心这条标语可能误导部分跑者“攀比着跑”，让跑步变成一种炫耀。
朱希山同时观察到，媒体和网络上，经常出现一些成功人士、社会名流“跑马”的照片，这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不跑，不属于一个阶层。”
在他眼里，这些不正常的心态，导致马拉松在中国“过热”了。陈喆也有同感：“现在很流行跑步，人们觉得容易参加。你都能完成，我怎么不能完成？”热潮中，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马拉松其实是一项极限运动，并不适合所有人。
北京医师跑团曾多次呼吁，跑者一定在要“跑马”之前接受体检，检查心肺功能，特别是要做心电图和心脏彩超。朱希山说，这两项检查的成本不高，在北京的花费是300元左右，却能避免不必要的悲剧：“中国死亡率最高的是心血管疾病。如果能及早发现治疗，效果都是相对不错的。因为自己的原因，没有发现心脏隐患而猝死，就太可惜了。”
朱希山提醒所有跑者千万不要想着刷成绩，“掐着时间跑”风险系数很高。
老倪自认为是一个相对谨慎，绝不会“搏命”的人。在2015年参加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之前，他曾专门加入跑步训练营，并花几千元请人矫正自己的跑步姿势。但对两次体检中查出的“心率不齐”，老倪没放在心上。他当时以为，这是一时的检测失误。
在老倪身边，伪造体检报告通过报名审核的人也有不少。北京医师跑团的成员也曾接到亲朋好友的请求，希望帮忙开份体检证明，好拿去跑步。
“不要敷衍了事，最后敷衍的是自己。”朱希山说，“如果对自己的心脏功能都不了解，就去跑马拉松，说明你对生命太不尊重了。”
“知道再跑就是死，我还跑？”
老倪发现，旁观者对他的案例有两种反思。有人认为：“这人很‘二’，差点把自己跑死了。”有人理解：“训练太辛苦。”
对这两种解释，他都不完全接受。心脏骤停的后遗症是，老倪失去了晕倒前后的记忆，他推测，自己是在跑了30多公里后无法自控了：“按我的性格，如果坚持不下来，很可能就走路了。知道再跑就是死，我还跑？”老倪由此得出一个感想，单靠跑者自己来提高安全意识，并不能杜绝危急情况，大家都不想出意外，但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忽略潜在风险。
第一时间对老倪进行急救的是为上海国际马拉松赛提供医疗救援保障的“第一反应”，这是一家为马拉松和越野跑等赛事提供医疗救援保障服务的社会企业。今年年初，该机构在《中华急诊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根据以往的急救案例，分析了国内马拉松赛事中，心脏骤停发生的特点和救援手段。
文章涉及的10起案例中，9名是男性选手，1名是女性观众。其中，选手的平均年龄为33.4岁，平均运动时间是3.1年，发生心脏骤停的平均位置距离起点18.33公里。这和朱希山的观察一致：“男性”“半程”“年轻力壮”，已成为马拉松心脏骤停案例的关键词。而在此前关于美国马拉松的一项研究中，心脏骤停更容易发生在年长男性运动员身上(平均年龄49.7岁)。
极端情况发生时，事先设置的医疗救援体系十分重要。在这10起案例中，从患者病发倒地，到开始实施心肺复苏，平均用时为30秒，其中8个抢救案例中，用到了自动体外除颤仪(AED)或急救车上的车载除颤仪。 AED的平均到达时间为1.75分钟。现场救援人员的快速反应保证了这10名患者在心脏骤停的黄金抢救时间——4分钟内得到了相应救治。
“第一反应”赛事保障总监廖育鲲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比赛期间，救援人员包括固定岗位救援志愿者和跟随选手上赛道的“急救兔”。救援者按比例配置AED。一旦发现选手出现心脏骤停情况，将立即启动心肺复苏和除颤的急救措施。整个现场的调度和协调由指挥人员控制。
而“医师跑团”则自发、义务地在跑步过程中注意选手的异常情况，他们是马拉松赛道上“流动急救体系”的一部分。朱希山介绍，北京医师跑团的成员都是三甲医院的医生，比起仅接受急救培训的志愿者，他们在判断病情上有更丰富的经验。医师跑团内部也有分工，根据不同的配速分布在各个赛段上，保证速度各异的选手周边都能有专业医师的陪伴。
在流程上，医疗保障要从赛事的前期准备阶段介入，包括赛道分析、赛道研判、选定医疗点、招募和培训志愿者。准备期的最后阶段，医疗救援团队要与组委会、当地的卫生部门、公安部门、交通部门等进行协调和演习。
上海国际马拉松赛首席医疗官马宏赟介绍，针对心脏骤停的急救技术是成熟的。根据国际上的急救规范，非医疗背景的社会人士在经过一定的培训后，可以初步掌握心肺复苏和使用AED的方法。但赛事保障不同于一般的急救，需要在长达6小时的赛事时间内，整个医疗急救系统有效、可持续地运转。国内对于医疗保障的专门科学研究还比较欠缺：“我们把赛事医疗保障作为科学来研究的时间还比较短。”
13年前，还在念大学的马宏赟和同学一起跑完了自己的唯一一次马拉松，基本没有准备，起跑后后悔了好几次。“现在想想，风险很大，但我没有勉强冲刺。如果没有科学系统的准备，我不会贸然去跑马拉松了。”
“跑马”“抽签”需要春运买票或买车摇号的运气
在国内马拉松赛事数量爆发的2015年和2016年，根据公开报道，先后有9人因参加马拉松猝死，概率为0.2／100万人。但死者的身份以年轻人为主，包括大学生、年轻的白领和壮年的父亲，其中有两位死者的妻子怀有身孕。
参赛者热情不减，中国的马拉松赛事供不应求。尽管赛事数量连续两年出现了高于100%的快速增长，但许多比赛的名额一放出来，仍被一抢而空。跑友调侃，“跑马”“抽签”需要春运买票或买车摇号的运气。
随着赛事数量的增加，马拉松的举办地也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扩展到一些二三线城市，甚至是县城。地方政府视之为一种发展机会：比赛带来了人气和相应的消费，刺激了旅游业，促进市政建设，带动了地方名气。《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告(2015)》显示，2014年马拉松赛事运营的收入达到20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收入超百亿元，2015年，相关行业收入达300亿元。
在一月中旬举行的“2017中国马拉松产业风云会”中，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王大卫提到，美国一年的马拉松赛事上千场，日本有600到800场，“我们的赛事还处在一个发展的初期。”
但“第一反应”的创始人陆乐认为，在中国的有些地区，马拉松项目可能“上马过快”：上海、北京好的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比较多，到二三线城市，急诊会比较弱。在这种地方发生心脏骤停，即使前端抢救做得好，后面也可能跟不上。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急救基础还不够好。“在发达国家，几乎所有跑者、志愿者，从小就有很多机会学习急救。在中国，临时培养的人，可能不够镇定、熟练。”陆乐说。
老倪倒地之前，听过陆乐的一场关于赛事急救的演讲。那天，20多个报名者中，只有五六人到了现场。
从监管机制来看，包含执行细则的医疗救援体系，尚未成为各地举办马拉松赛事的准入条件。中国田径协会曾在2015年年初发布了《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组织防猝死相关工作指导意见》，涉及固定医疗岗位和流动医疗设施的设定方式，但并不具有强制性。
朱希山去年曾参加过一场马拉松比赛，赛道设置在高速公路上，天气又特别热，他没看到什么医疗志愿者，在一段五六公里的赛段内，也没有看到一个急救点和急救车，好在当天的赛事并没有出现险情。
去年年底举行的厦门(海沧)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却没有这么幸运。两位跑者分别在距离终点4.5公里和终点处因心脏骤停倒下，抢救无效死亡。事实上，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手段能在事前完全筛查心脏骤停。事发一周后，中国田协再次出台了一份《关于加强马拉松赛事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这周日，香港渣打马拉松比赛中又出现了一位心脏骤停、抢救无效的死者。她是自2006年起，第4位在渣打马拉松比赛中死亡的跑者。
马宏赟为中国田协“全国马拉松竞赛组织管理培训班”担任讲师。在他看来，中国田协方面正在积累以往的数据，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指导，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官方的重视。他通过培训班接触到了各地马拉松的组织者。医疗救援保障的必要性已成为这些组织者的共识，但他们对具体做法的接受程度仍有差异。
上周，上海龙阳路地铁站增设了4台AED，老倪刚好看到了一台。他已经参加过急救培训，并送孩子接受了急救教育。今年3月，老倪将去无锡马拉松比赛担任赛道救援志愿者，这是他在自己不跑马拉松后，第3次担任马拉松救援志愿者。
“其实接受救援志愿者的培训是需要自己缴费的。”但老倪没想到，报名的人很多。和跑步需要抽签一样，当志愿者也要抢名额。
